1、从字源上看和、同

　　先看“和”字。

      《说文解字》口部有“和”字，龠部有“龢”字，二者音同而义异：和，相应也；龢，调（tiáo）也，显然是被当作两个字对待的。而《康熙字典》和《辞源》则认定二者是一个字。孰是孰非？不少学者作过研究。郭沫若先生从古金文中找到不少字例，证明部首字“龠”乃“象编管之形”，而不是先前认定的“象编简之形”，从字形上找到了“龠”为乐器的根据。从而推知以“龠”为形符的形声字“龢”亦“必当为乐器”—笙竽类编管式乐器。这一结论正与《尔雅·释乐》对“和”字的解释相合：“大笙谓之巢，小笙谓之和”。为此，他断定“龢” 与“和”系古今字，前者为正字，后者后起字，今则“龢”废而“和”行。废行之间，在古经传中两字曾通用。

　   古人按制作所用材质把乐器分为八类，就是《三字经》上说的“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尚书·尧典》有“八音克谐”之语。笙竽属于匏类，匏即葫芦，其壳能做笙的底座—“斗子”，然后在上面“编管”。大笙叫巢，极形象，小的叫和，大概以其功用系与大笙相应和而取名。竽今已失传，笙仍广泛使用。特别是在农村，与唢呐搭档，唢呐主奏，笙当配角，或打节奏、配和弦，烘云托月；或相应和、对答，相映成趣，皆能浑然一体，热闹非常。它们简直谁也离不开谁，在红白喜事上出尽风头。

　　 “和”字似与声音有不解之缘，在古代它还是钟与车铃之名。《诗经·小雅·蓼萧》有“和鸾雍雍，万福攸同”之句。“和”与“鸾”都是铃，一挂于车轼，一挂于马首，走起路来互相应和，“雍雍”即声音和谐、悦耳之意。这一意义上的“鸾”今作“銮”。

    除了《说文》上的释义之外，后来的字书、词典上“和”又被加释合、谐等义，显然都是从其本义上引申出来的。久而久之，引申之义行而本义废，以致后人仅知有调和、应和、和谐之和，而不知和、龢原为何物了。

    再说“同”字。

    《说文》释义：“同，合会也，从  （mú）口”。“又释   ”:“重复也，从 冖（mì）一”。又释“冖 ”：“覆也，从一下垂”。段玉裁注：“口在双重覆盖下是同之意也。”徐灏笺：“口者，器物也，　覆之则会合为一矣。”段说颇费解，又未扣住“合会”二字，显然不如徐说明白确切。许慎释 冖为“从一下垂”，“一”象一物展开之形，边沿下垂作覆盖状；覆盖亦可理解为控制或一种力量，如是，“同”的本义“合会”即可理解为：在一种外在力量或意志作用下，东西变得一样了。这时的“同”显然是动词。

    后来的字书、词典又对“同”作了其他训释，如共、齐、等、一、聚、合、俱等，显然都是从“合会”这一本义上引申出来的，久而久之，也像“和”字一样，引申义把本义遮掩了。

　　　上述考释说明，“和”与“同”词性活泼，词义的演化和它们的关系都颇微妙：“和”从名词变为动词、形容词，“同”从动词变为形容词，后来特别是在现代汉语里，它们又都可作连词使用。它们都有使动性质，含有“使…和”“使…同”的意思。它们的词义还有相通处，如“大同”即大和，双音词“和同”是同义复用，在成语“和光同尘”中二者也同义。它们又都含有“合”的意思，但“合”的结果却大不相同，“和”之合产生了和谐，但不同的事物还保持着不同；“同”之合则取消了差别，不同的东西变得一样了—在这一点上，它们显然又是对立的。

“和”与“同”字源上的这些有趣现象，为它们的“鱼龙之化”—从日常用语演化出哲学范畴提供了可能，也引发了我们将要涉足的这桩历史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