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结束了冗长的回顾。

　　　这回顾令人感慨：一个词语被人真正理解，竟是如此之难！也令人欣慰，毕竟曲终奏雅，似乎从此云开雾散，“和而不同”得见天日了。                       

　　　但事情并非如此。在旧时代，“和而不同”被误读了千百年；而从刘宝楠提出质疑，到杨树达、钱钟书先生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历时又逾百年。杨、钱二先生皆学界泰斗，凭他们的学术地位和声望，本足以拨乱反正，廓清一切迷雾。可他们的声音却几乎无人回应，犹如荒漠旷野里的呼喊。如今，马保平、夏传才二先生又面临了同样的命运，如前文所说，大量低俗的误读仍滚滚滔滔，汹涌而出，仍大行于世，足以淹没一切。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与前辈学人间的差距，这差距已构成可怕的文化断层。当下，表面上热热闹闹，所谓“国学热持续升温”，其实很少人能真正坐下来读书做学问。大家为商业大潮所挟裹，“著书都为稻粱谋”，只要能出书赚钱、扬名，管他什么真理谬误、洪水滔天！

　　　显然，正本清源之路尚未走完。

　　　就是在这样令人沮丧的时刻，事情的真正转机出现了。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情节，不过已与学界无关。

　　　不知从哪一天起，人们发现，“和而不同”日渐在人的口头和各种媒体上活跃起来。好像是再也忍受不了学界的平庸和纷扰，它冲出书斋，走进了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与外交领域，到处能看到它的身影。当下的许多流行语如生态平衡、环境友好、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多元社会、多边外交、多极世界等，虽未着“和”字，却无不让人感到“和”的存在，无不跳动着“和”的灵魂。〇八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更是把“和”字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推向世界――“和”实际上已成为我们国家的文化主张和时代的文化符号。

　　　谁都能感觉到，与书斋里半死不活的样子相反，一旦摆脱了各种误读的纠缠，“和而不同”即刻变得生龙活虎，尽情展现其原本之义，把一切扭曲误解之词抛到九霄云外。请看上世纪九十年代，江泽民同志访问美国时说过的一段话：

　　　    两千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

　　　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

　　　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

　　　事应该遵循的原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这是迄今为止，笔者读到的对“和而不同”最好的解读和评价，“相辅相成”“共生共长”“协调发展”等语准确地概括了其思想实质，“规律”“原则”“真谛”等语则充分肯定了其重要意义，可谓黄钟大吕之音。孔子若地下有知，一定会为有了这样的知音欣慰有加。

　　　张岱年先生曾说，“中国哲学乃以生活实践为基础，为归宿。行是知之始，亦是知之终。研究的目的在行，研究的方法亦在行。”（《中国哲学大纲》）实践性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与西方哲学形成鲜明对照。西方学者重视逻辑推理和实验，中国哲人则重视在实践（“行”）中对事物观察、思索和感悟。“和”的思想就来自调味、调音和五行相生相克的生活实践活动，而“五行说”又来自鲧禹父子平土治水的经验与教训。邓小平同志说的“摸着石头过河”，有人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道路为“试错模式”，也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正因如此，人们在实践中才能比较容易领会它的真理性。这也正是它在书斋里从书本到书本辗转两千余年，一直被误读所困挠的深层原因。“和而不同”从书斋走进生活，不是“出走”，而是“回归”，犹如鱼龙入海，云鹤归天，得其所哉。

　　　

　　　　　　　　　　　　2、胸有和气，自随地春风

　　　于是，一时间和风习习，到处吹送春天的消息。一场东风一层绿，中国在不知不觉中变化。旷日持久的“斗争风潮”悄然隐退。曾说过自己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践新的“建设哲学”。三十年的辉煌成就举世震惊。各民族、政党之间平等、和谐相处，港、澳、台实行“一国两制”。对外，实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结盟，不扛旗，不称霸，以互利共赢为宗旨，成功实现了“无敌国外交”。 “和而不同”这一中华民族古老智慧的运用，使国家欣欣向荣，日益富强，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和赞许，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和风从中国吹向世界，地球上似乎换了季节，平添了些许春色。霸权主义的战车已陷入泥潭，单边主义外交难以维持，红火一时的“颜色革命”处境尴尬，国家与民族间的仇恨情绪和敌对行为越来越不得人心，恐怖活动成为众矢之的……在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面前，几乎所有国家都表现出同舟共济的愿望。种族、宗教、信仰、阶级、政党、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这些往日难以打破的人间壁垒，已不能阻挡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人们评价和选择领袖人物的标准也在变化，以强硬著称、喜欢动粗的政治人物，身上的霸气、头上的光环日渐消褪；而比较温和、懂得妥协、善于沟通的领导人则受到欢迎……

　　　总之，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真切地展现在人类面前，似乎触手可及。无数事实都让人想起中国古代的一句格言：胸有和气，自随地春风耳。

　　　一位英国学者说，“在这个充满‘现代性竞争’的新时代里，中国将成为全球竞技场上的核心角色……中国的崛起标志着西方民族国家在全球主导地位的终结，有一天中国模式将主导世界。…世界将按照中国模式重新塑造。”他说“中国崛起将改变世界”，甚至说“中国将成为世界文化霸主”。（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人家夸我们的话不必太当真，但中国的迅速崛起确是不争的事实。外国朋友还指出，“文化是理解中国的关键”，中国人是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中“寻觅智慧”而“厚积薄发”的。笔者想，这“智慧”就包括“和而不同”思想。

　　　我们当然不能说一个词语改变了中国，但又不能不承认，中国的巨大变化与“和而                       不同”思想的复苏密切相关；我们也不便说“中国改变了世界”，更不能为此而自夸自喜，但谁也无法否认，在世界和平发展进程的背后，中国是最强有力的推手。

　　　　                   

3、“和而不同”与文化大革命

　　　那么，和风为什么会起自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

　　　答案似乎很明确，因为中国是“和而不同”思想的故乡，中国“和” 的观念传统源远流长。但是人们还会再问，这一思想在中国已存在两千多年，为什么单单在今天风起云涌并影响了世界？笔者认为，这要感谢十年文化大革命。

　　　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胜利之后，其领导者、曾深受罗马教会迫害之苦的加尔文，一上台就用比罗马教会更残暴的手段镇压他眼中的“异端”，被人称为“胜利导致滥用胜利”。茨威格的名著《异端的权利》记录了这段史实，书的扉页上写着受害者卡斯特利奥的一句话：

　　　    后代将会迷惑不解，为什么在如此灿烂的黎明之后，我们还会退化回到昔

　　　米莱人的黑暗之中。（昔米莱是古希腊神话里的一个部族，族人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

　　　文化大革命让人想起这一段异国的历史，因为除了许多显然的不同之外，二者都存在“胜利导致滥用胜利”现象。中国人民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奋斗，建立了新中国，那真是一个格外“灿烂的黎明”。但是谁也不曾料到后来会有文革十年黑暗。二十世纪中华民族苦难深重，异族欺凌之苦，同胞相残之苦，但都比不上文化大革命中同志相残、骨肉相残让人刻骨铭心。所以文革后，全党都在反思，全国人民都在反思，这反思持续了好几年。反思的一个重要成果“我们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写进了党的《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的，扩大化，扩大到了自己的同志，扩大到了领导核心，扩大到了大多数，可见“迷误”之严重。

　　　那么，当初全党又是怎样陷入“迷误”的？

　　　有人曾说，文革期间，整个中国只有一个人思想，其他人都不思想了。这话似乎很写实，但毕竟不准确。不是不思想，是只有听的份儿。尽管如此，真正的思想者仍然思想，不仅想还写。大家知道梁漱溟、顾准先生，他们都曾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对文化大革命的清醒认识。笔者要说的是另一个人，他似乎更清醒――华岗，一九七二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已蒙冤入狱十多年的他在狱中写道：                         

　　　　 把差别看成矛盾的观点，可能是导致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

　　　个理论根源。（《规律论》）

　　　华岗先生是党内早期有名的哲学家、史学家，解放前作过上海工委书记和《新华日报》总编辑，解放初任山东大学校长。他在山大培育了类似北大的校风，创办了著名的《文史哲》杂志。但有一天他忽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给师生留下了绵长的思念。

　　　党的反思的决议一九八三年出版，那时文革已经结束，共和国正沐浴着又一个“灿烂的黎明”，而远在十一年前，华岗先生就为决议作了哲学理论上的说明。他是冒着死罪做出这一说明的。写下上边的话不久，他就去世了。

　　　差别就是不同。但差别、不同不一定有是非、对错之分，更不一定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别。宇宙万物之所以为宇宙万物，就是因为彼此不同，世界也才丰富多彩。差别、不同也不就是矛盾，构成矛盾是要有条件的，黑格尔就说过铅笔和骆驼构不成矛盾。对于革命和建设，同志间有不同意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并不存在互相排斥、对立的情况。如果视为矛盾，诉诸斗争，再上纲上线，当然就会“扩大化”为阶级斗争。

　　　同样是党内高知、高干的周扬先生，解放后一直担任文艺界的领导职务，是文艺界许多冤假错案的直接制造者。文化大革命中，斗争“扩大”到他，在秦城监狱关了近十年。后来他反思道：                   

　　　　　不幸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违反了初衷，背离了自己所坚持的矛盾同一观

　　　点，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为一”， 把对立绝对化，甚至认为综合也只能

　　　用一方吃掉一方去解释。这样就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关于马克思

　　　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周扬先生的分析正好上接华岗先生，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根源，从哲学角度进一步往深处探讨。                        

　　　否定了矛盾的同一性，就给人斗争就是一切的错觉。事实上，同一性和斗争性都是矛盾不可或缺的根本属性，二者都不能脱离对方而存在，同一性寓于斗争性之中，斗争性亦寓于同一性之中。同一性的作用第一就是维系统一，它是事物存在的前提，因而也是事物发展的前提。试想，矛盾双方不居于统一体中，根本构不成矛盾，何来斗争？何来发展？事物之发展，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万不可只把斗争性视为事物发展的动力。文化大革命是“斗争哲学”肆虐的年代，扩大化势所必然。

　　　马克思曾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的范畴，就是辩证法的实质。”辩证法是联系和发展的哲学，解决矛盾是为了孕育新的生机，而生机往往就存在于矛盾双方的融合上。把对立绝对化，认为综合是一方吃掉一方，就是把对抗视为解决矛盾的唯一形式，这正是文革中到处一片“打倒”之声的原因。一九六八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康生送给江青一个名单，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打倒了百分之七十一，可见扩大化冰山之一角。

　　　总之，视差别为矛盾，视矛盾为斗争，视斗争为对抗，视对抗为“吃掉”-—这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所遵从的逻辑和理论。正是这样的逻辑和理论导致了思想认识上的“迷误”，酿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悲剧，一时间人人自危，冤狱遍于国中。                    

　　　灾难越深重，反思越深切。我们应该感谢文化大革命，因为它引发了全民族空前规模的、饱含着涔涔血泪与切肤之痛的大反思；正是在这一反思大潮中，与“斗争哲学”形成鲜明对照的、传统文化中的“建设哲学”――“和”的思想观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也算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吧！                        

　　　而大马金刀，将这一转变付诸实践的，是邓小平同志。当年，在政治形势还很不明朗，左倾势力还十分强大、猖獗的时候，他不计个人的进退出处，顶住了一次次质疑和批判的风浪，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险，毅然决然告诫全党：不要再提路线斗争，不要再搞群众运动，甚至不要再进行争论；要安定团结，一心一意搞建设，坚定地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把矛盾的同一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作用突出出来，从强调斗争性转向注重同一性，实际上是彻底屏弃了“斗争哲学”。他的决策深得民心，小岗村民说得好，“谁不想好好过日子啊？谁还想斗，自个儿斗去！”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三十年后，回望当时情景，人们会越发感激这位老人，敬佩他扭转乾坤的浩气和伟力。

　　　与“和”的思想对照，我们会发现，打着对立统一律的旗号，以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为已任的“斗争哲学”，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它是思想和文化专制的一种手段，就是我们的先人深恶而痛绝的“同”，是“争战之府”！把不同看成矛盾，用斗争的方法消灭不同者，打造自己的一统天下，非“同”而何？而“和”则是承认不同的客观合理性，让不同的事物或因素共处共生，相反相成，从而达到新的统一即发展。“和”正可校正“斗争哲学”对对立统一律的歪曲，提醒人们要正确、全面理解它，并给这一经典理论着上中国特色。 

　　　当然，“和”并不否定和反对矛盾的斗争性。事实上“和”的过程自始至终充满矛盾斗争，不过这是与“斗争哲学”性质完全不同的斗争。钱钟书先生说：

　　　　  晏子别“和”于“同”，古希腊诗人谓争有二，一善而一恶，前者互利，后

　　　者交残；“善争”与“和”亦骑驿相通者。（同前，《管锥编》第一册）

　　　钱先生认为，晏子说的“和”区别于“同”，就像古希腊诗人说的“善争”区别于“恶斗”。“和”与“善争”相通，即是说“和”含着斗，不过这斗是“善争”而不是“恶斗”，结果则是“互利”而不是“交残”。文革中的“斗争哲学”是典型的“恶斗”和“交残”，中国人民正是饱尝了“恶斗”与“交残”之苦，才比别的民族更早更深刻地认识了“和”的宝贵，才有了全民族的大觉醒。 

　　　其实，人与人之间即使斗和争得非常激烈，也是可以互利和共赢的。就像足球，二十多个冤家对头，在同一个场地上玩命地争抢、死拼，却能演出一场场好戏，关键是双方都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这样的争是善争、竞争、比赛，争得越激烈，演出就越精彩，越能促进球员、球队和足球运动的发展。

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文化大革命，从正反两面验证了“和而不同”思想的正确和宝贵。在全球化背景下，它正成为人类共同的人文价值取向，正像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所预见的：“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