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重要的哲学家，并曾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张东荪先生，一九三五年写过一篇叫作《现在的中国怎样要孔子》的文章，认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人”，也是“最埋没了真相的人”，以致“论孔子的文章愈多，而孔子的真义愈失”。由此引发了他关于如何对待本国文化的思考和议论。他说泰西（欧美）各国“无不宝贵其国的自己文化”，而中国人却 “不相信其文化”：                     

　　　　　倘若论中外思想的优劣比较，我以为中国近来一切祸患未尝不是由于太把                   

　　　自己看得一钱不值了。这二三十年来，欧化东渐，人们往往只看见他人的长处，

　　　同时又只看见自己的短处，凡社会上所崇拜的人大抵是痛骂本国文化的人。一

　　　个民族对于自己固有文化这样看不起，便自然而然失了自信心。多少年的思想

　　　与教育可以说都是助长这自卑的潮流。其实我们固然必须知道自己的短处，但

　　　同时亦不妨承认自己亦有些长处。

　　　张先生七八十年前说过的话，今天读来仍十分亲切。我们这个民族自大过也自卑过，而近现代自卑的时候多。我们对自己的传统，对自己民族的伟大人物，如孔子、孟子，批判太多了（这种批判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批来批去，批得自己抬不起头来。以致一旦批判的武器被批判，一旦国门打开，西方思潮一波一波涌入，我们便觉得一无所有，进退失据，头脑成了人家的跑马场。这种尴尬慌乱的情景不止一代人经历过。

　　　“和而不同”文化思想的复苏，在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实绩，又大大提振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使我们不仅看到了“自己亦有些长处”，而且看到我们也可以引领世界潮流。使我们意识到，再也不能“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眼睛老是望着远方，老是仰视别人；要宝贵自己，研究、开发我们的传统文化；作为文化大国的公民，还要自觉承担起发展和创造人类先进文化的重任。

　　　国学研究的大力倡导和推动者、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该校国学院院长纪宝成先生，在为《国学论坛》第一辑写的序言《国学何为》中说：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发展或说中国接

　　　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也有不少重要的思想资

　　　源，同马克思主义相呼应、相契合。

　　　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言论。纪先生给国学研究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指明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发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如能引起学界重视，将给国学研究带来勃勃生机。

　　　诚然，在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的论述中，没有提及中国，没有中国人的名字，但是它产生的土壤---人类的实践活动是有通性的，人类文化是有通性的。唯物论不是费尔巴哈的专利，辩证法也没有被黑格尔所垄断，共产主义学说要吸纳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而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无疑也是思想文化资源大国，有丰富的真理和智慧的宝藏，与马克思主义相呼应，相契合。“和而不同”如此，五行说，“两一”论，大同思想，小康社会和天人合一、天下为公、以人为本、民贵君轻、实事求是、自强不息等思想，以及重整体和综合性、重观察和感悟的思维方式，都具有深刻的真理性，都与马克思主义灵犀相通。如果把研究国学与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就会觉得马克思主义离我们并不遥远，并非天外飞来之物，甚至也并非全是“外来理论”，它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实践中，我们的文化土壤里。

　　　我们应该自觉地开发、研究传统文化的宝藏，提取其精华，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基和内在依据。

　　　

　　　　　　　　　　2、“和而不同”与科学发展观

　　　自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主席和艾思奇先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以来，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间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又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科学发展观是这一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长期主持中国外交工作的钱其琛同志，曾在一个论坛上说，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哲学基础就是“和而不同”。其实，解放初，由周总理代表中国主导制订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灌注着“和而不同”的灵魂。同样，我们也不难发现科学发展观与“和而不同”思想的渊源关系：“和而不同”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来源；而科学发展观，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系统论科学对“和而不同”思想的陶冶、发展和提升。

　　　首先，“和而不同”中异物相平、相反相成的理论内核，在科学发展观里完好地保存下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统筹兼顾的基本方法都是其具体体现。其次，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体现了对“和实生物”思想的深刻理解。通常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偏重“和”的协调、和谐之义，而忽视了“和”的灵魂是孕育新的生机、新的事物。科学发展观的这一定位，纠正了人们上述片面认识，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再次，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不仅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更重要的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归。这一思想来自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性理论。马克思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和而不同”保持个体独立性、特殊性即个性的要求，为这一观点提供了理论支撑。

　　　毛泽东主席在《实践论》里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应该说，“和而不同”原只是对一种客观规律性的认识，还停留在“解释世界”的阶段。其表达也是粗朴、含混的，且有几分神秘感。“和”是概念的，“和而不同”是“和”的同义反复，“相反相成”也只说出了其中的道理。但今天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阐述，使它的内涵清晰化了，消除了神秘感，具备了科学形态，从而成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和而不同”是永远的发展观。它不仅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哲学基础，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不同处只在于，外交是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现代化建设则是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物以及行业、部门、城乡、区域间等各种关系，但要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目的也都是为了发展。 

　　　　　　　　

3．面对“戈尔迪之结”

　　　被称为中国美学第五派—“和谐美学”的创始人周来祥教授，以“和”字立说立派，一辈子都在琢磨这个“和”字。他在《中国古代美学》一书中指出，“和”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还是“宇宙、人间之大法、之根本原理和运动规律，不可谓不大矣”。这是他一生念兹在兹的悟道之言。其实，他的这一看法，在儒家经典《中庸》里已表达得很清楚：“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恩格斯曾说，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证物。大而言之，大自然就是一个大生态园，千差万别的物类在这里化生、并育，各得其所而又井然有序，永远生机勃勃，一片繁盛景象，正所谓“万类霜天竞自由”――这是大和。小而言之，每一具体事物都包含着对立因素，又都实现了统一，都是“和”的结果与产物――这是小和。总之，“和”是万物生存、进化的基本条件和过程，的确是宇宙之根本大法。                      

　　　 “参物序，制人纪”（《文心雕龙·宗经》），道法自然。宇宙大法也是人类社会之大法，是人间正道。生命是没有排序的，人类生命更没有排序。不管你是什么人种，属于哪个国家；也不管你贵为王公还是总统、富豪，都没有权利对人说“我活，你就得死”，而是应该“自己活，让别人也活”（恩格斯语），大家都活得好，犹如自然界的“万类霜天竞自由”。                       

　　　但今天的世界还远非如此。对抗和冲突仍连绵不断，电视新闻里冷不丁响起的枪炮声，带着阵阵寒气，抵消着和风送来的暖意。人们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方式，知道未来战争是多么可怕；但战争的阴云总难散尽。

　　　地球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对抗和冲突已经跨世纪，却仍看不到解决的希望。人说，“和平”这个美丽的字眼在那里使用最多却实现最少。那里似乎出产“死结”，古希腊传说中就有个“戈尔迪之结”，一个农民出身的国王留下的。神示说，谁能解开它，谁就可以统治整个亚洲。它太复杂太牢固，结的头尾都找不见或分不清了。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这两篇重要文献中，都曾引用这个著名典故。 

　　　可惜，这样的死结并非只此一个，国家间，民族间，集团间，阶层间乃至人与人之间，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有形无形，所在多有，已成为人类实现和谐相处、和平发展难以跨越的障碍。如何破解这些当今的“戈尔迪之结”，是世界面临的一大课题，。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协和万邦”“华不制夷”的理念。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陆续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一女心理学家也曾提出过“协和社会”的概念，她是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老师。最近，我们又不断听到呼唤人类“妥协意识”的声音，认为它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应该像人类之爱一样成为普世价值。有人说“让步才能进步”，有人说“有一种智慧叫弯曲”，有人说“计较多了，危机重重；妥协多了，生机处处”……这样的声音渐渐响成一片。妥协、让步、弯曲这些曾被认为不那么崇高、甚至沾着点儿邪气的词，已引起人们的郑重思考。

　　　妥协就意味着“和而不同”，是达到和谐、解开当今“戈尔迪之结”的唯一途径和方法。所谓“结”其实都在人的心里，无非是以往形形色色的斗争累积下来的仇怨。如果彼此都认识到老斗下去没有出路，产生共生共荣共发展的思想，“结”自然也就雪化冰消了。传说中的“戈尔迪之结”，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用利剑斩断的，相信今天谁也不会希望新的亚历山大出现，因为他是个外来征服者。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了蔡元培校长治下的北京大学。当时，那里聚集了中国最著名的新派和旧派人物，他们在思想观点上势不两立，却能共处共生共发展，可谓风云际会，由此开创了生机勃勃、充满创造力的北大学统。蔡校长的办学理念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他引用《中庸》里的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道出了这一理念的渊源。他为我们培育了一个“和而不同”的典范。

　　　在中国，正面、反面的事实已反复证明，“和而不同”能带来社会的和谐、繁荣和发展；世界和人类的希望庶几在此。             

　　　　　　　　　　　　　　　　尾        声

　　　

　　　 笔者曾寓居京东通州，那里有一处独特景观－－“三教庙”，在运河源头西畔，据说是全国唯一。儒家的文庙、佛家的佑胜教寺和燃灯塔、道家的紫清宫，坐落在同一座庙院里。宗教是最讲门派的，历来门禁森严。而在这里，三教祖师却共居一所，信众同门出入，和和融融，相安无事，已历四百余载。

　　　三教“庙”，岂非前人为“和而不同”一词作的形象注释？

　　　按照任继愈先生的观点，中国儒道佛三教鼎立的局面很短暂，三教会同、三教合一则是中国宗教史上的大趋势和总格局。其实，三教之教义本来就是相通的：儒家讲“中和”，道家讲“冲和”，佛家讲“和合”，一个“和”字贯穿了它们。

　　　 “和”之道大矣哉！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〇一○年三月

                       北京—菏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