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误读，始作俑者是三国时期的何晏。何晏和朱熹是古代《论语》最权威也是最有影响的注家。人们先是言必称何晏，后则言必称朱熹。其实，何、朱一脉相承，走的都是以心性论解经的路线，就“和而不同”一章而言都没读懂孔子。

 

何晏 《论语集解》  三国·魏

　　　何晏是三国时期的经学家、玄学家，与王弼齐名。他身世复杂、离奇，原是东汉大将军何进之孙，曹操纳了其母尹氏，并收养了他，后来又做了曹操的女婿，最终因参与曹氏与司马氏的权力之争失败，被司马懿杀害。古代诗词、小说中的“傅粉何郎”就是他，史书说他“美姿仪，面至白”，人疑其傅粉，“何郎”遂成为风流美男的代称。他的《论语集解》采集了汉魏时期十几位经学家的训释，影响深远，俨然历代注家的祖本。他自己对“和而不同”一章的注解寥寥三十字，人称“字字千金”，对后世起了定音定调的作用：

　　　　　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其利，故

　　　曰不和。

　　　训诂学上，句意的疏通要以字义词义的训释作基础，理解孔子这两句话必须先把“和”与“同”这两个概念搞清楚，即先弄清“和”与“同”是什么。而何晏开口就说君子为什么不同、小人为什么不和，明显文不对题。此其一。                         

　　　其实，“和”与“同”是什么，何晏心里是有预设的，“和”指君子的心性平和，“同”指小人嗜利、争利本性相同。就是说，在何晏心目中它们都是日常用语里的形容词，“和同之辨”里那深湛、宏阔的哲学意蕴就不复存在了，从而把世界观之争变成了道德劝谕。此其二。

　　　细审何注里的两个“和”字，第一个形容君子的心性平和，第二个则用来形容小人之间关系不友好，没有保持词义的一致性，是明显的逻辑漏洞。再说，“君子心和”与”“所见各异”之间有必然联系么？如有，“英雄所见略同”如何解释？此其三。

　　　作为一代经学大家，何晏竟这样解读孔子，不仅公然地“离经叛道”，连自圆其说都没做到，叫人大惑不解，真不知“字字千金”之誉所从何来。其实这又并不足怪，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孔子，甚至各人有各人的孔子，这已是历史之常。对这一现象，任继愈先生有过说明：

　　　　　汉以后的孔子和春秋时期的孔子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汉代董仲舒把孔子装

　　　塑成神学家、教主。宋明理学家把孔子改装成一个存天理、去人欲的僧侣主义

　　　的理学家。好像演双簧，面向观众的是孔子的偶像，躲在孔子身后说话的，在

　　　汉代是董仲舒这一派人，在宋明是朱熹这一派人。（《天人之际》之二六）

　　　自汉代今文经学派始，形成了一种解经传统，就是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根据自己的主观认识，对经书“径下已意”，“着意发挥”。发展到极致，就是陆象山的“六经皆我注脚”，竟至本末倒置，“强经就我”了。何晏、朱熹都是此派中人，所以，他们的注解无论怎样远离孔子，都不必大惊小怪。

　　　人说以心性论解经是宋代儒学的一大特点。现在我们看到，三国时期何晏就这样做了。当然，以心性论解经并非全无是处，但毕竟与我们常说的哲学世界观不是一码事。再说，查考典实是训诂学的重要内容和方法，事有出处而不了解，就会昧于古义而望文生训。何晏显然忽视了这一常识，忽视了“和而不同”与“和同之辨”的关联。在下文的叙述中，大家将会看到，谁忽视这一关联，谁就会在何晏的圈子里打转。

　　

 皇  侃 《论语义疏》 南朝·梁

　　　皇侃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经学（人称“南学”）的代表人物。“南学”与继承汉代古文经学传统的“北学”相对立，正属于何晏所传承的今文经学。皇侃是为何晏的“集解”作疏，对何亦步亦趋。他照录了何注后说：

　　　　　和，谓心不争也。不同，谓立志各异也。君子之人千万，千万其心和如

　　　一，而所习立之志业不同也。

　　　　　小人为恶如一，故云同也；好斗争，故云不和也。

　　　他似乎也看出了何晏“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不合逻辑，就把“所见”改为“立志”，旋又改为“所习立之志业”。其实，这改动于原文的逻辑错误无补，二者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人们还是会问：“心和”与“立志业”是相反对的么？难道“心”不“和”的小人其“志业”就相同么？

　　　关于小人的“同”，在何晏所指的嗜好、争利之外，他又加上了“为恶”一词，第一次把“善恶”概念引进来。但这只能说明他在何晏的圈子里多兜了一圈，而离孔子同样遥远。

                                             

邢  昺 《论语注疏》 北宋

　　 邢昺出身鲁西南农家，靠精研经书，中九经之选，成为一代经学大家。他是北宋首任翰林侍讲学士，长时间在东宫和内廷讲经。《十三经注疏》中就有三部是他改定的。但就“和而不同”一章的注疏看，他比皇侃走得还要远。

　　　他照抄了何晏和皇侃之后，下了一句判语，这句判语倒是被后人广泛引用：

　　　     此章别君子、小人志行不同之事也。

　　　引用率高并不意味着正确，因为学界人云亦云和跟风者正多，古今皆然。

　　　其实，邢昺的这句话对何晏、皇侃的改变很大：何的“所见各异”，皇的“立志各异”“所习立之志业不同”，都是在君子范围内说话，是说君子与君子的不同，而邢昺的“志行不同”已扩大到君子、小人之间，他是用“志行”来区分君子与小人。

　　　顾颉刚先生说《论语》是“造成君子”的书。用“君子…，小人…”的形式进行对比区分，整部《论语》里有十五六处之多，其中不少正是从“志行”着眼，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但是，我们很难把“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与人的“志行”联系起来。“和”作为日常用语里的形容词，可解作平和、温和、和谐、和善、和睦、和美、和好等，作为动词可解作应和、唱和、调和等，哪个能与“志行”相搭配？

　　　“和而不同”章是要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但孔子的角度不是什么“志                        行”，而是看世界、看社会人生的眼光。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南宋

　　　朱熹大名鼎鼎，为人熟知。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经学一代宗师。他的集注是儒家经书最权威的注本，被后世奉为圭臬，宋以后的科考都以它为教本和标准。人说他能融会汉唐诸儒与时贤意旨，又能创发新义，且文笔洗练；的确，他的集注常给人一目了然之感。但对于“和而不同”一章的注解却让人难以服膺：                     

　　　　　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第一行是自注，第二行是引用，都十分简约。自注是正说“和”与“同”，引用是反说“不同”与“不和”，让读者自已圆合。

　　　先看自注部分。他没有像皇侃和邢昺那样规行矩步先引何晏，但走的仍是何晏的路子：首先，他一下笔就把“和”与“同”定位在人的心性上；其次，也像何晏一样，回避了“和”与“同”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围绕为什么作文章：“无乖戾之心”所以“和”，“有阿比之意”所以“同”，答非所问，没有把“和”与“同”的内涵揭示出来。而且，用“无乖戾之心” 解释“和”，用“有阿比之意” 解释“同”，内涵和外延都大不一致。乖戾、阿比都是心性不正之义，他是以正邪释和同，把“和同之辨”变成正邪之争了。

　　　再看引用部分，尹氏之语亦无新义，不过是把隐含在何晏注解里的义利之辨挑明了，只是因为表达简捷明快，常被后人引用。而且，小人因“尚利”而“不和”好理解，君子为什么会因“尚义”而“不同”呢？“不同”又是指什么？何晏留下的这个问题仍没解决，直到清代刘宝楠才给出了一个说法—这是后话。

　　　自注部分讲的是正邪，引用部分讲的是义利，让读者如何取舍和圆合呢？

张居正 《论语讲评》 明                    

　　　张居正是明朝大政治家，一代名相。他还是大经学家，继承了元人白话解经的做法，为皇帝讲评四书。有关部分他是这样讲的：                     

　　　　　和，以道相济，而心无乖戾。同，以私相徇，而务为雷同。

　　　和之与同，迹同而心异。公则为和，私则为同，此君子小人之攸分，而世

　　　道污隆之所系。欲进退人才者，所宜慎辨于斯也。

　　　沿着何晏提出的线索—君子的心为什么和、小人的心为什么同，经学家们已相继找到了义与利、善与恶、正与邪等根因，张居正又提出了公与私的概念。这是他“讲评”的核心，也显露了他政治家的本色。他认为这不仅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也是世道盛衰、世风高下（污，降低。隆，高起）的关键，人才的选拔、官员的任免都要从这方面审慎考辨。这些话当然句句是真理，只可惜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越来越没关联了，给人的感觉是自说自话。从他身上能看到，孔子又如何被政治家任意打扮，不仅作道德劝谕之用，还直接用于政治操弄。

　　　张的“讲评”中最有价值的是“以道相济”四字，无论指儒家的道、道家的道，还是今人说的规律，都与“和”的哲学意义款曲相通。可惜，这并非其真意，随后他就改口说“公则为和”。他还说“和之与同，迹同而心异”，“迹”指外在表现，两种根本对立的东西“表现”怎么会相同呢？ 所以“以道相济”四字不仅没给他增色，倒使其“讲评”越发像是一盘杂拌儿，让人不知所云了。

　　　在古代经学家的误读中，张居正是走得最远的。

                        

　　附录1  《四书辨疑》 元

　　　笔者不知作者名姓，也未亲见其书，仅从程树德先生《论语集释》中读到下面一段文字，是用以补正朱熹集注的：

　　　凡在君父之侧、师长友朋之间，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可                    者献之，否者替之，结者解之，离者合之，此君子之和也。而或巧媚阴柔，随时俯仰，人曰可己亦曰可，人曰否己亦曰否，唯言莫违，无唱不和，此小人之同也。

    这段文字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处在一个关节点上。他改变了自何晏以来一直围绕君子之心为什么和、小人之心为什么同动脑筋的老例，直击“和”与“同”是什么，这是方向性的变化，使注释不再答非所问，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他把“和”与“同”定位在人际关系上也不算错，是“和同之辨”题中固有之义。他甚至引用了当年晏子说的话（“可者献之，否者替之”，说法有改变，意思相通），说明他是了解“和同之辨”的。他已经来到一座高城之下，只要打开城门，就能一览城内风光。

　　  然而，他没有打开城门，他认为没有必要进城去，认为“和而不同”与“和同之辨”没什么联系；“和”就是君子之交，“同”就是小人之交；“和”与“同”都是合的意思，“和”是有原则、有是非的合，“同”是无原则、无是非的合。这话当然不无道理，但显然是把它们当作日常用语了，而非孔子意旨。他终结了古代版的误读，却又无意间开启了新的误读。就像一条河，他堵住了何晏开的口子，却又扒开了一个新口子，造成了新的泛滥成灾。这一情况大家在本文第三部分将能看到。

　　功也？过也？                            

　　附录2  徐怀信 《论语汇校集释》 当代

　　　这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的一部新书，是笔者所读到的《论语》新注本中最有学术品位的一部。之所以放置此处，是因为它有这样一段话：

　　　　　怀信按：和，调而合，融合。同，会而合，苟合。融合者心和；苟合者表

合。合则同，而质异也。君子诚，故与人和；小人伪，故与人同。君子不苟同，

小人难为和也。

　　　徐先生一方面继承了《四书辨疑》，考证了和、同二字“合则同, 而质异”，这是他与众不同之处；但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了何晏，在君子为什么和、小人为什么同的问题上盘桓，于义利、善恶、正邪、公私之外，又提出了诚伪问题，丰富了道德劝谕的内容。所以徐先生的书虽然写于当代，而就本章看却是古代误读的余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