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国学院院长：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瓶颈是国民的人文素养

　　唐长孺先生是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的大专家，他在日本有很高的声望。1950年代教育部派了一些专家去日本讲学，唐先生也去了，之后很多日本人都对唐先生很崇拜。唐先生就是不主张学生很快地写文章、发文章的，他带学生也是一个一个认真带，带他们点校二十四史，带他们去新疆整理吐鲁番文书，在这样的传授学问的过程中，他的人品学问是合为一体的。过去老师们是一代一代培养学生做人做事，不像现在这般急于求成，国民教育和国民精神都是要积累的，欲速则不达。

　　前不久，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来沪为华东师范大学首届思勉人文跨学科暑期学校授课。匆忙行程间，他围绕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等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访谈从如今传统文化看似复苏的势头展开。郭教授的看法是，如今书院、国学班、私塾等形式纷纷出现，反映了民间自发的、对于自身文明了解的需求，而这种自发的热情难免会导致内容的五花八门和鱼龙混杂，因此，如今的复苏是一种多重效应的国学或儒学热潮，比如很多人对儒学有概念化的理解，但是对其内涵、历史变化、曾起到过的正面或负面作用、在当下的发展等，依然非常隔膜。

　　与今天人们了解自身传统的需求相对照的，是体制内教育的不充分。1954年上小学的郭教授回顾了他所接受过的中小学课堂教育，深感传统文化的内容太少，如今一代一代学生仍然面临这个问题。他谈到，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当台大校长的时候，要求当时的学生必须各读一个学期《孟子》和《史记》，前者是为了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后者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因此，也应该让儒释道、诸子百家的一些经典内容来充实中小学和高校教材，让学生接受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武汉大学自2001年开始创办了国学试验班，“小班授课，经典导读”是郭教授在创办初提出的方针。试验班重视文献学习，重视经史子集重要典籍的综合阅读，希望能教授基本的阅读古籍的方法，培养一些国学人才。他借用马一浮先生的话说，武汉大学此举是为了培养“读书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