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国学院院长：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瓶颈是国民的人文素养

　　儒家的个体性与近代以来西方强调的个体性不同。儒家保留自己的人格，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匹夫也有自己的血性和人格；另一方面，儒家非常强调家国天下事务的整合，这就是宋代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成为后世知识分子的抱负和担当。有些西化的知识分子或许觉得，儒家怎么那么狂妄呢？其实，这恰恰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不管他潦倒还是得意，不管是进是退，他都要为社会做贡献的抱负和担当，我们从《岳阳楼记》等名篇中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节操。而这就是儒家的担当意识。

　　这种担当意识，现在尤其需要。现在的社会得了很多严重的社会病，比如环境污染严重，我们没有为子孙后代留下栖息的空间，土地资源、水资源等都被大肆消耗。刚刚讲到可大可久，我们今天的环境是祖宗留下来的，我们又给后代留下什么呢？这样透支怎么行呢？现代人真的应该从更长更大的时空来考虑中华民族的栖息和发展。现在社会收入差距拉大，一些地方恶性案件陡增，我们怎么来调制呢？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儒家知识分子，还是大有可为，不但要教化百姓，还要从我做起，像垃圾分类、少用塑料袋等小事，其实就是一个习惯而已。我们的国民教育也应该尊重过去的传统，教人懂礼貌、尊重人，要守礼，这些礼教的长处要重新呼唤出来，让更多人通过礼仪教化懂得社会规范，懂得社会群居生活的秩序。这都是儒家的礼，它和今天的礼当然不同了，但道理是贯通的。诸如此类，知识分子从内心操守到生活实践，都是有空间的。怎样使社会良善，而不是斗狠，这是儒家知识分子要努力的。

　　中国文化对世界有很大贡献，今天还可以继续贡献

　　文汇报：“五四”及新文化运动以降，儒家一直承受着现代化的挑战。科学与玄学之争隐喻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与冲突，儒家也承受着各种批评。现代对传统的挑战，现在看来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中西地域性文明之争，更是传统在新的历史阶段所不得不应对的挑战。您说过近代儒学的特点是“求变趋新以经世”，儒学的“求变经世”与“恪守原则”之间是否矛盾？

　　郭齐勇：求变经世就是儒家所讲的外王，就是事功，就是做事情，而修养自身叫内圣，内圣修养之学和外王事功之学是打通的。我们修养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这个社会。儒家大的原则是修己，儒家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人之学，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为了完善自己，是为了自己人格和修为不断提高的学问。而修己是要贯通到社群生活中去的，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之老、人之幼，很多是陌生的，但我们要推己及人，这是儒家仁爱思想的要点和原则。所以如果讲儒家的原则，如果是以修身为中心的，实际上讲的还是修齐治平的贯通，是内圣外王的贯通。求变、经世、致用还是强调：我活在当下，就要让当下更美好。这些原则和基督教的原则、和佛教慈悲的关怀都是可以沟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