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国学院院长：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瓶颈是国民的人文素养

　　文汇报：现代社会高度分化，以便社会可以更快速高效地不断重组整合。这与儒家推崇的亲缘性社会中的稳定结构显然是相矛盾的。您也曾提到，传统社会的组织和结构的解体，让儒家缺乏了依托。今天我们如何面对这种社会分化，以及分化带来的社会失范、价值缺失等问题？

　　郭齐勇：的确，很多学者，包括西方一些汉学家，认为儒家已经可以陈列在博物馆了，认为儒家已经失去了过去的村社、家族、祠堂，失去了过去农业社会的亲属、家属的家族组织的依托。我们可以对比西方，西方现在做礼拜的人也很少，很多教堂也成了参观对象，但是基督教的精神还在家庭、社区中贯彻。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社会还是有心理的、信仰的、道德的、文化认同的、伦理共识的、终极关怀的等各个层面的力量配置。中国传统中讲的礼乐刑政也是一种配置，礼乐是文化，刑是严酷的威慑，此外还有政令。它们互相配合来治理这个社会。另外还强调教化，中国传统最讲究教育，基本上是指道德和人性的教育，要培养人的心性情操，教育他做一个君子。

　　今天城乡发生巨变，传统儒家赖以生存的家国天下的基础没有了，但是我们现在有社区，有单位，有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出现，我们过去讲“五伦”，我曾讨论过新“六伦”——同事之间有同事伦理，企业之间有企业伦理。社区、社群的建设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过去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在大家住在高楼大厦里，是比邻若天涯，空间距离很近但是互不相干。如此，则社区文化怎么建构，我们怎么调制当下的社会，这些问题还是值得思考。社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现代社会更注重隐私和个体性，但是儒家的精神是可以一以贯之的。比如孝道，虽然过去几代同堂的大家庭渐渐少了，但孝亲的还是有的；现在不像过去那般需要愚忠愚孝，但是强调注重子女独立的同时，也强调对老人的尊重。例如新加坡某位社会学学者提出“一碗汤的距离”，政府多给一些补贴，让两代人分开居住的距离可以实现“子女端一碗汤给老人，汤还是热的”。这就很人性化。现代社会中，政府如何推动社会进步，这其中儒家伦理的现代性转化大有可为。这就是儒家的现代性适应——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以后，精神还是可以传承下来。

　　文汇报：自新儒家起，儒学真正开始面对世界，例如著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表明了一种勇于面对世界、乐于跨文化交流的时代精神。如今世界上各文明之间关系更加密切，也面临很多共同的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化的今天，儒家文明是否能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更大作用，以将本国文明的精粹积极参与到改造现代性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