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有流芳德未孤 纪念余国藩教授

1970年，余国藩教授动笔翻译《西游记》，并于同年开始在芝大东亚系兼课。由于真正地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中文，他渊博的学识和广阔的研究领域很快让同事折服。

5月15日晚，临睡前忽然接到消息，说余国藩教授已于12日魂归道山。我极为错愕，顿时困意全消，连忙上网查证。果然有几条零星的微博提及此事，虽然情知以余教授近年的身体状况，凶信很大可能是真的，但仍然不敢相信，于是翻墙上谷歌检索，很快看到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部官网发了讣告，最后些许希望终于破灭，不禁悲从中来，隔了良久方始昏昏沉沉睡去。这些天来，和余教授的交往断断续续涌上心头，迟迟不肯散去，又想到国内罕有介绍这位杰出学者的文章，也许把我所了解的点滴写下来是有必要的。

最早知道余国藩教授的名字，大概是还在念大二的时候，当时在图书馆阅览室看到一本叫做《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的论著，里面收录了余教授的三篇文章，其见解别具一格，却非常有说服力，读完十分钦佩，对作者不由也有些好奇。后来上网一查，才知道在国内默默无闻的余教授，竟然是芝加哥大学五个院系（包括神学院、东亚语言文学系、社会思想委员会、比较文学系、英语语言文学系）合聘的教授，更曾于1986至1994年担任美国人文社科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理事。

早年不像如今，在美国顶尖大学担任教职的华人学者实属凤毛麟角，那少数有此成就的学者当中，绝大部分是在东亚系从事和中国有关的研究，像余国藩教授这样以西方宗教文学为专长的，更是少之又少。尤其值得专门提及的是社会思想委员会，此机构是芝加哥大学在人文社科方面的旗帜，能出任正教授的均是卓有建树的大家。当年约翰·库切挟获得两次布克奖的盛誉，也只是该委员会的副教授，直到2003年戴上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之后，才得以升任正职。以一身而任五个院系教职，在该校百余年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孤例。至于美国人文社科联合会，是由美国哲学学会、历史学会、社会学会等七十二个学术团体组成的全国性组织，大概相当于中国的社科联和文联的合体。该协会每届理事会只有十几个成员，余国藩教授似乎是第一个成为理事的华人，其在美国学术界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但这些都是虚名，我真正认识到余国藩教授的了不起之处，则要到许多年之后。因为机缘巧合，我从2004年开始踏上文学翻译的道路。为了让译文更具可读性，我反其道而行之，研读了一批汉英文学译著，试图从中发现两种语言转码的窍门。只可惜绝大部分现代汉英文学译著，无论原著是新近的现代小说，还是像《红楼梦》《西游记》那样的传统作品，就技术层面而言是欠佳的。当然我看的《西游记》英译版是北京外文出版社的詹纳尔版，至于余国藩教授那部——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的悼词来说——“里程碑式的译著”，则是遍寻不着，一直无缘拜读，但心里的好奇始终未曾稍减。所以在2012年春天，我的出版商果麦文化准备赴纽约参加美国书展，其总裁瞿洪斌先生邀我同去，顺道走访几个城市和国家公园。等到确定行程包括芝加哥以后，我第一时间想起了余国藩教授。

得知我有意拜访余教授之后，《上海书评》编辑部委托我做个采访，请他谈谈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但余国藩教授是否乐意接受访谈，我并没有把握，于是写信给芝大社会学系的赵鼎新教授，请这位相识多年的前辈帮忙介绍。赵老师回邮给了余教授的电子邮箱，但说余教授退休多年，对访谈未必有兴趣。那年5月30日夜里，我在忐忑中写了信，没想到翌日一早便收到余教授的答复，除了确认可以见面而外，还透露了一个消息：自2005年退休后，他一直在修订《西游记》的译稿，经过八年不懈努力，四卷本的修订版即将由芝大出版社付梓。第二天余教授再次致信，说他身体不如年轻时强壮，会面的地点最好在风城市区，并问我是否有兴趣参观芝大出版社，他可以居中安排。我完全没想到余教授竟然如此平易近人和热情，惊喜之余赶紧敲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