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升初：我们到底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对于当前中国人尤其是我们大陆的中国人来说，到底该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定会是一个长期需要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并非一个新问题，至少从鸦片战期起它就一直存在，萦绕在中华民族文化精英们的脑海;这个问题同样并非中国问题，它是整个东方都面临的问题，比如俄国和印度。

这个问题在超过150年的时间中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中争锋的中心。作为一个拥有长期历史且自我刚觉长期良好的民族，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做出根本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甚至是身不由己的，那种挣扎的痛苦可想而知。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式的或魏特夫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的、不容易进化的死循环中痛苦地走出，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和共同努力，更需要本民族精英对自身传统有一个颠覆式的“再造”，也就是胡适说的“再造文明”，这种“再造”中，中西文化孰为“体”孰为“用”自然会是争论的焦点，这也是胡适挨骂的原因所在，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喜欢改变，也意识不到改变的必要性。

到了今天，我们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依旧要面临这个问题，也注定要迎来这个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对待我们的传统。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进步源于人类迎来了众神的黄昏，曾经渺小的个体不得不依靠理性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来自由地做出选择但又“不自由”地必须接受这种选择带来的一切后果，因为人类其实从来无法选择不接受这些结果，只不过之前是神给他们所做出的选择，而他们把它称之为注定的命运。无论这是否意味着黑格尔或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是人类发展的大势所趋几无争议。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最终转型，其本质在于每个中国人有选择的自由和权利，同时学会承担这种选择的结果，这些在中国传统中无法寻找。我们的祖先长期少数人代替多数人做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是多数人的智力无法得到发挥并且始终保持着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奴役。这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奴役在人类史上都曾是常态，我们不必为此感到悲观，但刻不容缓的是在当前和尽可能短的以后，每个中国人能有自我选择的权利和自由，这才是本质，无论你用什么词汇来称呼它，但我们的祖先实在少有或不曾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和智慧。

因此，对于当前及以后的中国人来说，知晓这些本质并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实现此理想最为重要。而要做到这一些，西方文明史/中国近代史/中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史或哲学史等对于中国学者们来说都需通晓，从而可能为中国人编纂这些方面的通识教程。这些内容中如果按照重要性排序，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或诸子百家)远绝非首选，尤其是对于那些对中西方文化都接近于一无所知的人来说，白板的大脑上涂上权利和责任观念远好于儒家或其他什么家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从不曾也无法带来中国人的变化和中国人间交互方式的变化。

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本上被斩断了。或者这么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整体性变化，这种变化的本质是权利曾经无限制被压缩和剥夺。也可以这么说，中国旧传统中的集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它依旧带着旧制度的方方面面的特征。经过这三十多年野蛮市场经济的咆哮发展，很多中国人发现社会存在问题，而且精神上无枝可依，中国人基因里就有的“集体无意识”会带领人们走向传统文化，这极为自然，也是必然。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是自然的事，这来自于血液，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单单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喜欢或恢复不可能会带着中国实现转型，或者说传统文化不可能成为中国转型的主要推动力，相反，它更可能成为阻力，甚至最大的阻力。

这里可能要就一个问题达成共识，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到底包括那些内容?可以是单指儒家传统，因为自秦以后两千年时间这种思想大部分时间占据着统治地位;也可以指包含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因为那是无数中国文化人梦想中的黄金时代造就的思想盛宴，也成为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百宝箱，里面似乎蕴藏着能够解决当前所有中国问题的答案。这两种看法都各有道理，就对当前中国的意义来说，也无本质的差别。争论可能在于如何看待中国近一个半世纪的思想，也就是东西文化碰撞后的思想，这里且不说关于中国是否有内生型的思想变化，单单从严复/冯桂芬/郭嵩焘到胡适/傅斯年等的思想延续，是否也应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如果是的话，我们是否也应做大力挖掘，毕竟他们离我们更近，而不是孔孟，而且他们在台湾这块对中国传统进行改良的试验田里成绩有目共睹，台湾的现代化给我们启示的本质可能就在于此。因此，我们现在提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不应该想当然的就是儒家或新儒家，而应包含晚清至民国期间丰富的思想历史，这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思想的接轨，这里面包含着太多中国知识精英的呕心沥血，它的意义某种程度上应该远远大于孔孟之道。

明晰了这些，我们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思路就自然清晰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