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国学院院长：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瓶颈是国民的人文素养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当台大校长的时候，要求当时的学生必须读一个学期《孟子》，读一个学期《史记》。读《孟子》是为了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读《史记》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史记》、《汉书》、《诗经》、《楚辞》以及各种诗词歌赋都是能陶冶人的，不管是理工的知识分子还是人文的知识分子，都应该获得熏陶。

　　我们现在的教育太干枯，华罗庚先生、李国平先生是数学家，但他们诗词书法俱佳。我们过去很多自然科学家都有很好的国学素养，很多人文学者的科学素养也不错。现在的教育要好好交叉一下，现在的孩子分科太早，从高一或高二就开始分科，所以很多人过早地被人为隔绝，使他们的情趣、情调都受到影响。教育切不可太功利，要用礼乐诗书来陶冶，要慢工出细活。

　　文汇报：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途径可以帮助我们亲近传统文化，增进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郭齐勇：中国的经典除了要读，还讲究学行一致，像王阳明讲“知行合一”，因此一定要实践，我们除了要多读，还要走向社会。比如大学生可以去社区、去农村开展各种活动，增加自身体验。我们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要注重和同道切磋，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文汇报：传统文化教育，台湾是不是相对比大陆好一些？尤其是教材的设计。

　　郭齐勇：台湾的确稍微好一些，这主要是日据时代结束以后，国民政府要增强中国文化认同，当时四书是高中生必读的。陈水扁时代实施“去中国化”，四书又变成选修的，到现在为止，一些台湾学者还在不断努力，希望恢复四书必修的地位。台湾通过这几十年的教育，尤其四书的教育，确实有好的成果——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台湾人讲文明，有修养，在全世界有口皆碑。大陆在这方面也要更重视，国民教育也要吸收台湾的优点。我本人也一直提倡，四书应该进入中小学教材。

　　文汇报：近几年来您一直在武汉大学推动通识教育，请谈谈武汉大学通识教育的特色，以及武大国学试验班的情况？

　　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班从2001年开始，每年一届，一直办到现在。2005年后慢慢有了博士点和硕士点，现在的规模大约是每年20位左右本科生、七八位硕士和四五位博士。过去长时间内文史哲分科太厉害，试验班就是要试着合起来教授培养一些国学人才。“小班授课，经典导读”是我在创办时候提出的八个字，学生要学一些小学的内容，包括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并重视文献学习，基本上是读经史子集中的重要典籍，比如《礼记》《左传》，书名也就是课程名。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经典，是研究中国人文的学者必须了解的，借用马一浮先生的话，武大培养的是“读书的种子”。我们的目的是从古代经史子集不分家的途径，培养一些国学人才，掌握基本的读古籍的方法。武大的国学人才培养主要是依靠校内外、国内外的优质资源，我们目前还处在试验阶段，暂时不会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