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辞海》等权威辞书对成语“和而不同”的解释

　　《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源》都没收成语“和而不同”。如果说“和而不同”是个文言词语，前者不收它可以理解，《辞源》为什么也不收呢？这给人不祥的预感，说明它的被忽视。一个这么重要的词语为什么会被忽视？从另外三部权威性辞书的解释里似乎能看到些信息：

　　　谓和衷共济，而又各有所见，不苟同于人。（《汉语大词典》一九九四年版）

　　 谓和睦相处，不盲目苟同。（《辞海》一九九九年版）

　　　只和睦相处，不盲目苟同。（《中华成语大辞典》二〇〇八年新一版）                       

　　　原来，我们前文所揭示的“和而不同”的深广意蕴，乃至古人所赋予的道德劝谕之意，在这里全都不复存在了，当然也就不再那么重要。

　　　《辞海》与《中华成语大辞典》的解释只一字之差，且无关紧要，可视为相同。《汉语大词典》对“同”的解释与二者同；对“和”的解释比较特别，在人云亦云、照抄照转成风的今天，还保持着自我。“和衷共济”显然比“和睦相处”好；“各有所见”字面上看来自何晏，但意思已与何晏不同，有保持独立之意，是上下两句的过渡。但总地说，与二者小异而大同。

　　　

2、杨伯峻等《论语》新注本的译释

　　　解放后出版的《论语》新注本，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当数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该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问世后，一版再版，成为世所公认的权威注本。然而，就其对“和而不同”一章的译释而言，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处，却

　　　不肯盲从附和。小人只是盲从附和，却不肯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

　　　翻译的标准首先是“信”，即保持译文和原文之间的信息对等关系，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原文的实际内容。用这一标准衡量，如果不特别指出，谁能相信这是孔子那两句话的译文呢？杨先生把“同”译作“盲从附和”，显然言不及义；“和”的翻译更让人哭笑不得：在上句里它是“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处”，已使人不知所云；到下句又成了“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与原文更加风马牛不相及了。大家知道，主观随意，不察故实，望文生训，以今释古，增字为训等，是训诂学上的大忌，但在这段译文里杨先生似乎全都不在乎了。

　　　二○○○年，杨先生又与人合出了一本《论语注译》，大概他自己也已感到上面的译文太不像样子，就作了大修改：

　　　　君子追求在正确前提下的和谐，却不肯盲从；小人只会盲从，却不肯坚持正

　　　确立场。（岳麓书社，二○○七年七月）

　　　显然，修改只是换了皮肉而未动筋骨，上面指出的问题依然存在――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话。

　　　二○○八年五月，杨先生的原书再版，上述译文一仍旧章。现在市面上，杨先生的《译注》和《注译》同时印行。《译注》的版数已难以统计，《注译》七年内印刷九次。这景况真让人着急。

　　　也许是因为杨先生开了随意性风气的先河，后来出的注本也大都不再深究，照抄照转现象盛行。有的译为“君子和谐相处而不同流合污，小人同流合污而不和谐相处”（金池主编《论语新解》），有的译为“君子是和谐而不是苟同，小人之间只是苟同而不是和谐。”（张铭一：《论语全集》），有的译为“君子能与众人和睦相处，而不求无原则的一致；小人只求无原则的一致，而不能与众人和谐相处”（ 徐澍：《论语译释》）等等。类似的彼此雷同的译释充斥在有关出版物中，“和”不外和睦、和谐相处，“同”不外“苟同”“同流合污”“无原则一致”，众口一词，千部一腔。这些翻译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望文生义，而且是以今义释古义。其结果是把“和而不同”的义域严重窄化了，语义严重低俗化了，哲学范畴又降低为日常用语。就学术品位而言，比古人显然更等而下之。

　　　当然也有学者鄙视人云亦云，如黄克剑先生、李零先生，都向世人奉献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分别参看他们的专著《论语解读》《丧家狗》）笔者不赞同其观点，但对他们的学术精神深表敬意。

　　

　　　　　　　　　　　　　3、古今误读的对照

　　　追根溯源，我们会发现现当代误读滥觞于元人的《四书辨疑》，认为和睦、和谐相处就是“君子之和”，苟同、同流合污等就是“小人之同”。注家也像何晏等人一样，割断了“和而不同”与“和同之辨”的渊源关系，没把“和”与“同”当哲学概念对待。比如《辞海》对“和而不同”的解释是今人误读的典型，影响也最大；但在“史伯”这一词条下，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解释却十分准确。只是因为没把它们链接起来，才望文生训造成误读的，十分可惜。这是古今误读的明显相同之处。

　　　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和”“同”各有所指，古人指的是心性，今人指的是人际关系。而作为哲学概念的“和”与“同”则是涵盖一切的，放之自然、社会、思维三界而皆准。古今误读各偏一隅，结果殊途同归。

　　　有一点需特别辨析。在“和同之辨”中，史伯和晏子都曾涉及人际关系，今人的误读也定位于人际关系，而且似乎都在追求和谐相处。那么，二者有何不同？

　　　首先，处理人际关系在“和同之辨”里只是一种事例，对于后者却是问题的全部，即是说二者的外延不同。

　　　其次，二者虽然都讲和谐，但是两个和谐有本质区别。在“和同之辨”里，和谐是不同事物间互相依存又互相作用的综合平衡状态，其最终目标是“生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发展，和谐只是实现发展的条件和过程。而在后者的表述中，和谐是与和睦混用的，是和睦的同义语，除了和睦相处本身，没有更高的追求。                     

　　　再次，“和同之辨”涉及的是君臣关系，其理想状态是可否相济、相反相成，这是“和”的灵魂。与之相应，相关个体就要保持不同，即保持各自的独立性，不然就无法相济、相成。而后者视和睦为最高价值，必然无视差异，压抑个性。和睦固然也是一种价值，但要牺牲个体与整体的发展，这样的“和”也就是“同”了。后者也讲“不同”，但讲的是“不苟同”、“不同流合污”，即先假定自己正确、别人错误，这与保持个性独立显然不是一码事；而保持这种“不同”，不过是旧时代士大夫阶层所标榜的“君子遗风”罢了，与相反相成的哲学思考根本不沾边，也与现时代格格不入。

附录  海外的误读

　　　笔者也注意到了海峡彼岸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情况。人说，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保存较好，是言之有理的，一个明显的原因是那里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们发现在海外，“和而不同”的误读亦大量存在，只是与大陆所误不同。现举数例供参阅。

 

　毛子水 《论语今注今译》 台湾

    该书收入王云五先生主编的“台湾商务印书馆国学经典文丛”。毛先生被称为“百科全书式学者”，该书的权威性和学界地位是勿庸置疑的。先看关于本章的译文：

         君子以道义相交而不以利害相交，小人以利害相交而不以道义相交。

　　　毛先生显然是用了意译的方法，突出了两种不同的交往原则，继承了古代经学家以义利别和同的观点。

　　　译文之前还有两段“今注”：

　　　　   “和”、“同”两个字的分别，大概是春秋时代的语言有这个用法的。凡

　　　　以道义相劝勉则叫“和”，以利害相结合则叫“同”。                     

　　　　　　《左传》记齐国的晏子和齐景公的谈话，也用这两个字以分别君子、小

人。（《郑语》：“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亦

以“和”“同”对立。这种语言的分别，战国时便又改变了。孟子称赞大舜

的大，只在“善与人同！”）

　　　　这是个奇怪现象，别人误读大都因为不了解“和而不同”与“和同之辨”的渊源关系，毛先生却是在考查了“和同之辨”的故实之后，否定了二者的联系，仍以义利别和同。原因在毛先生忽视了“和”与“同”有哲学用语和日常用语之别。也并非春秋时代有所谓以道义相劝勉叫“和”、以利害相结合叫“同”的说法，更不是到战国时期“和”的词义发生了变化。孟子所说“善与人同”之“同”是“共有”的意思，系日常用语“同”一个固有义项。

南怀瑾 《论语别裁》 台湾

    不是注，也不是译，南先生给出的是一段说明文字：

         “和而不同”就是自已要有中心的思想，能够调和左右矛盾的意见，而

　　　自己的中心思想还是独立而不移。小人就不同，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别人纵

　　　然影响了他，然人各有志，到了利害关头，意见冲突，相处就不会融洽，自

　　　然而然变成同而不和了。

　　　　南先生认为，君子小人的区别就在于有无“中心的思想”，这话是别人没说过的，可称他的“别裁”。但“中心的思想”是什么？他没有说。所以尽管费了许多心思和口舌，对原文几乎是逐字诠释，最终还是没说明白。“中心的思想”是否可理解为主见或信仰呢？显然不可，因为小人也可能有主见和信仰，只不过不光明正大而已。“调和左右矛盾的意见”似乎有道理，但与“和”所包含的共生共荣之义也不是一码事 。

傅佩荣 《解读论语》 台湾

　　　傅先生是近期活跃在大陆的台湾学者，该书是在大陆刚刚出版的。有关的文字是：                        

　　　　　君子协调差异，而不强求一致；小人强求一致，而不协调差异。

　　　　　和：如调味与调音，差异中有原则，可以互相包容和欣赏。

　　　傅先生注意到了“和而不同”与“和同之辨”的关联，并似乎想用史伯、晏子的思想解释孔子之言。但是，就像足球比赛，就差临门一脚，他却茫然了，因为不知道球门在什么地方。

　　　在傅先生看来，“和”与“同”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区别只在：一是不是“协调差异”，是即“和”，不是即“同”；二是不是“强求一致”，是即“同”，不是即“和”。目的都是求一致，不同的只是方法。至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即“相反相成”之要义，傅先生的确茫然。这样的理解去孔子实在已不啻十万八千里！  

　　　 后边对“和”的注解，不知何因，文字上也很难读通。 

　　　

公庄博 《论语七十二年谭》 日本

    此书系公庄博先生与刘庄合著。他们的相关译文是：

　　　　　君子相交，关系良好却不雷同；小人相交相互雷同，却可能因为小事而

　　　发生摩擦。

　　　面对这样的译文，笔者有不知说什么好的感觉，理解显然很皮毛，表达也够拙劣，与孔子的话放在一起，正像蒹葭倚玉树，让人疑心此书有伪或印刷有错。而译文之后有一段“说明”，可谓惊人之笔：

        和谐本身包含着多种元素的组合，强调的是不同元素的均衡和平稳，不同

　　　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

这段话相当准确地揭示了“和”的内涵，为他人所未道。但不知何故，这么好的认识在译文中竟一点都没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