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阴谋

　　“现在的年轻人对中国画没有信心，这使他们不能专注在中国画的研究和创造上，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刘国松说。从1965年以来，他已经在国际上应邀举行过80多次个人画展，并在欧美游历教学多年。刘国松深切地感到，中国画正面临着文化殖民的冲击，“比如不少画家去美国发展，美国的画廊会挑选其中的几个力捧，由于这些人很快成名，能赚到很多钱，于是他们就成了国内青年人的偶像，年轻的画家纷纷跟风效仿，这样，画商们就通过资本的力量，主导了不同文明的审美趣味。”西方美术界就是依靠强势的资本背景在争取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使他们完全追随西方绘画的主张，失去了艺术个性与文化传统，最终沦为西方绘画的附庸。

　　刘国松认为在这个新世纪里，欧美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虽已成为历史，但中国文化仍将持续面对西方的冲击与挑战。他一再提醒那些盲从西化的中国“前卫”艺术家，“国际传媒早已被西方拢断，我们是否已被教育灌输得跟着耶稣教的调子唱，随着欧美的拍子跳呢？我们是否也相信现代艺术等于西洋艺术，国际绘画等于欧美绘画？”，刘国松指出他们向西方邯郸学步的做法，乃是以丧失固有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为代价，意图求取所谓“国际”的认可；如此将使中国的当代艺术失其故行，无法建立自我身分的认同，最终沦为西方所主宰的国际艺坛上无足轻重的点缀物。

　　“如何为中国画赢得世界性关注和荣誉，让中国文化发扬光大，这才是最重要的。当全世界的人都注意到你的文化、看重你的文化时，中国一流的画家就是世界一流的画家。”刘国松说，“只要中国强大，中国的艺术就能兴盛起来。”“如果21世纪果真成为华人的世纪，经济上去了，军事增强了，政治影响力加大了，中国的文化也将会受到世界的注意与重视…我们仍然有信心相信，曾经有过辉煌灿烂历史的东方画系的水墨画，还会再次攀登上另一高峰，不但可以与西方平起平坐，还有可能再度超前。”刘国松自豪地说。

　　刘国松本着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历史责任与文化使命，矢志不渝地倡导现代水墨画的创作，以期建立一个既富民族精神又有时代意义的中国新绘画传统，并进而使之代表东方画系来与西方艺术相抗衡。他于2005年撰写的《东方画系的未来》一文中就指出，“应该从我民族文化旧传统中，有认识地去选择保存与发扬；另一方面由西方和外来的现代文明表征上，有认识地选择吸收与消化，创造出一种既中国又台湾同时又具有现代精神的个人风格，建立起我们东方画系的新传统，这是我们做为东方画系的中国画家不能推卸的责任和努力追求的目标。”

　　刘国松的艺术主张，充分反映其内心强烈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情感，他像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那般抱有任重道远的人生目标，并且把推广现代水墨画看成是“为往圣继绝学”的崇高理想。正如屈原之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刘国松虽然已届杖国之年，且在中国艺坛早就立下无法磨灭的历史功绩，然而他仍努力不懈地在艺术道路上继续上下求索，以期个人的绘画创作能不断推陈出新并更上层楼。同时他又苦心孤诣地推动现代水墨画的发展，致力通过传统绘画兴灭举废的现代转化，从而真正建立起中国甚至东方画系的新传统。

　　纵览刘国松的艺术生涯，可以说是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与文化使命。他虽然接受过西方文化的洗礼，但很早便意识到欧美帝国主义殖民思想的祸害，因此回归到中国艺术的传统中并加以穷本溯源，继而坚定不移地发扬现代水墨画的民族精神。他的艺术创作以及相应的思想行动，时刻在表现出一种不向强权屈服、不与浊世妥协的坚定意志及崇高理想，可说树立起了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家的新典范。而在当前中国面对社会文化各方面急遽转变的时刻，其艺术成就与观念更具有发人深省的特殊意义。

　　艺术的影响

　　1983年刘国松在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画展，国内艺坛的绘画大师与理论权威，都参加了开幕式。在媒体的大量报导下，全国各地不少文艺界人士与美术爱好者，都赶到北京参观画展。

　　刘国松也在展览期间，前往中央美术学院作了三次演讲，当时吴冠中在场聆听后，就紧握刘国松的手说：“我们有共同的语言！”1981年刘国松受邀参加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大会并参展时，要求会见并未受邀的吴冠中，两人从此结为至友。当年吴冠中备受打压，直至刘国松到北京办展览时，吴冠中都还是蜗居在一个胡同三合院的陋室里，抑郁不得志，居处只能容身，作画只能在他睡觉的床之间垫上一块木板进行创作。刘国松当时看了，眼泪夺眶而出。回到香港之后，刘国松在《文星》杂志复刊号的封面人物介绍吴冠中，原先主编要求刘国松撰写时任中国画院院长的李可染，但刘国松坚持要写吴冠中，他所持的理由是：李可染已经太有名了，应该鼓励新人。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吴冠中的创新作品在当时的中国难能可贵，而刘国松本身也在走相同的道路，之前他也深受重击。刘国松慧眼识英雄，而且惺惺相惜。

　　早在1982年，吴冠中先生就对刘国松的绘画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热情讴歌，他说，“拿出激动人心的现代中国绘画来无需翻译，让人们一见倾心，这是现代中国画家的共同愿望。刘国松及其伙伴们在宝岛台湾揭竿而起，矢志辟出自己的新路，其呼声应向全世界的炎黄子孙传播。”“他向西方拿来，又向祖上拿来，为抒胸中块垒，择一切手段，点线块面，行云流水，剥皮抽筋，他竭力想从传统的纸质发挥创造独特的新肌理效果，艺术效果本无国籍，效果万岁!”

　　黄苗子与郁风听完演讲后，即邀请刘氏夫妇去他们家过春节，并在杂志上为文加以推介。黄苗子对刘国松的作品也是极其喜爱，他说，“在刘国松的作品面前，我总是感到自己身在一个奇幻的冰国当中，由于春天的阳光，使这个冰国既温暖又晶莹变化。

　　画家周韶华写到，“刘国松准确把握了“中西合壁”的艺术方位，使他成为一个超地域性的国际画家。他个人的艺术探索构成了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周韶华认为，刘国松开辟的新天地是极富想象力和原创性的。这不仅表现在他一贯主张的“首先要画得与别人不一样，进而要画得比别人好，”而且也表现在他突破了以往的观察思维方式和艺术处理方式。艺术家的最高品格是独树一帜的创造意识，是无穷无尽的反复实验。在刘国松的艺术实践中，不断发掘艺术媒材的表现潜力，不断尝试媒材效果的种种可能性，从而创造了一整套技法。刘国松以他特有的艺术方式，已经得到美术界愈来愈多的关注，并且成为了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至于李可染，则叫李小可带了机器去做录音。刘国松的北京个展由于空前成功，于是受邀移师至江苏省美术馆、广东画院、武汉美术院及黑龙江美术馆继续展出。在其后的两年中，他又到全国十八个城市举行巡回展览，其中包括上海、杭州、福州、长沙、太原、西安、重庆、兰州、乌鲁木齐以及其家乡山东，处处皆引起轰动。1984年刘国松与李可染同时获得第六届全国美展特别奖，可见他在艺术上的创新成就已受到中国美术界的高度肯定。

　　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大陆画坛上，形成了一股刘国松旋风，对国内中青年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促成了近三十年来中国画画风的转变。而当刘国松发现国内有不少画家，也正走向现代水墨画之路时，他就于1987年开始，在台北的《文星》杂志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介绍他们，同时也介绍许多中青年画家到台湾展出。这充分表明刘国松对大陆艺术发展的关怀与重视，以及对两岸文化交流的苦心与热忱，而他为此所作出的贡献则至为关键与重要。

　　前美国堪萨斯大学荣誉教授李铸晋说，“从1961年开始，刘国松在台湾背负“艺术叛徒”的罪名，揭竿而起去革中锋的命，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他的影响力由台湾到香港，而后遍及大陆各地，还到达东亚儒家文化共同体中的国家乃至海外华人世界。现代水墨在刘国松的扬厉下，必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绘画的主流，并建构起中国艺术的新传统。”李铸晋教授的评价表明，刘国松是在中国文化体系内的新艺术，而这种新艺术必将成为明日的传统，成为中国水墨画的重要流派，流传和影响下去。

　　2011年3月，由文化部、国台办、中华文化联谊会、中国美术馆等单位支持、主办的“刘国松创作大展-----八十回眸”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文化部王文章副部长出席并为刘国松画集撰写了《序言》，他写道，“放眼世界，中国现代水墨创造的影响，已引起国际艺术界的关注。我们从后起的著名艺术家和现代水墨当下艺术形态来看，则可以更鲜明地看到刘国松先生原创性水墨的影响。中国画的基本的审美原则下，它艺术创造的呈现形态多种多样，那些达到极致的经典作品都别有创造蹊径。中国画的继承与创新也有多种路径可循。而刘国松先生以自身创作的成果和创新的境界，以自己的方式为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绘画界的创新尝试树立了信心，也以他自己成功的艺术探索，为中国现代水墨的发展注入充满活力的元素。”这也是对刘国松艺术成就的充分肯定。

　　2011年12月刘国松被授予中华艺文奖---终身艺术成就奖，获奖评语是“这不仅因为他的水墨画创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更因为其创新的精神与理论实践，呈现出传统中国画的蓬勃朝气”。

　　著名艺术评论家薛永年认为，刘国松的半抽象的水墨语言成功地表现了“惟恍惟惚其中有象”的宇宙观和“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文化精神，他的艺术具有鲜明的走向现代的自觉，这种自觉表现为：既是现代形态的，又是中国特色的；既是民族的，又是在世界语境中便于沟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