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巨匠，创新的大师

　　论刘国松的现代水墨艺术

　　2012年7月2日-9日，“情系齐鲁”-—两岸文化联谊行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在山东举行。

　　“情系齐鲁”-—两岸文化联谊行是文化部以中华文化联谊会名义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两岸文化联谊活动，是文化部2012年对台文化交流的重点项目。国际艺术大师、来自台湾的刘国松应邀参加。这是刘国松今年以来继在山东青州举办个展和在上海举办“白线的张力”画展之后，在大陆参与的又一项大型活动。

　　多年以来，刘国松一直致力于海峡两岸文化的互通和交流，致力于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发扬光大，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为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做出了突出贡献。本文旨在通过对刘国松艺术创作实践的回顾，阐释他对中国现代水墨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艺术的叛逆

　　20世纪是中国水墨画迎来变革的世纪。在20世纪的前五百多年中，中国水墨画基本上是文人画家寄托精神、超然出世的产物，由此形成的笔墨规范和审美标准大致体现了超现实的精神寄托和与世无争的心境。从20世纪中叶开始，刘国松为了创立现代水墨的新规范，一直没有停止在形式语言上的探索。经过50多年来对水墨技法的经营和效果上的探索，使印、拓、擦、撕、贴、渍法的使用已臻炉火纯青的地步，诚如楚戈所言，“中国伟大的神、形融和的自然主义理想至刘国松可说已圆满完成了。”

　　从刘国松1983年在大陆举办第一个画展算起，到2012年“情系故里---刘国松八十回眸画展”举办，时间过去了接近30年。近30年来在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都发生巨大改变的同时，水墨艺术的创新也从产生到发展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中国现代水墨艺术从当初观念革命和语言滞后的不平衡、从在传统和西方夹缝中的无所适从中走进了一个在语言上更为自觉的时期，艺术创新终于迎来了多元并举的开放格局。只有站在这样一种宏观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才更能看清刘国松和他倡导的现代水墨艺术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人们在这种变化中看到了刘国松的影响，看到了受他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现代水墨艺术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看到了它已经对笔墨书写性绘画模式构成的颠覆性威胁。近30年来，刘国松承受了来自各方面的种种非议和责难，擎举起了文化改革发展的大旗，以一种一往无前的胆识和气魄，完成了传统水墨到现代水墨的涅槃。

　　近50年来，刘国松先在中国台湾，后在美国，后又在中国香港，再后来是在中国大陆，一个人的影响能够如此持久地贯穿在现代水墨画的进程中，让人不得不对他艺术主张中的前瞻性表示由衷的敬意。正是因为有了刘国松的绘画实践和他的主张和引导，才使水墨画创新的摸索过程得以大大缩短，使得以偏离笔墨规范为标志的积极状态得以提前到来。

　　就目前水墨画创新的实际情况看，刘国松所倡导的创新方式代表了现代水墨画未来的发展趋势。在严善淳看来，刘国松的艺术早已超越了台湾本土的现代美术运动的情境逻辑，而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环节。而高居翰则认为刘国松属于一个大运动，20世纪后多数令人感兴趣的画家亦应属于这个运动。

　　在刘国松的艺术实践中，不断发掘艺术媒材的表现潜力，不断尝试媒材效果的种种可能性，从而创造了一整套技法。于是他的“纸筋法”、“拓墨法”，以及“裱贴”、“喷洒”、“渍墨”法等构成了极为特殊的肌理效果，为艺术语言的转换提供了新的范例。如果说，刘国松的表现技法和肌理效果，一时还不为偏爱东方笔墨情趣的人理解，那么它在西方却另有一番美誉。英国著名美术史教授苏立文评价：“刘国松运用裱贴、由纸的背面画，或画后撕去画面上最粗大的纸筋，创造出一种变化多端而更统一的美好风格”。美国《纽约时报》著名艺评家肯乃德说道：“他那种蘸满墨与颜色扫帚似的笔，使整张画纸充满着活力。”世间一切原创性的东西都是古未有之，也许这些评论会改变一些人对特殊技法的看法，甚至会影响我们观画时的思维方式。

　　刘国松艺术的成功和他在大陆的影响，具有的普遍意义在于照明了水墨画现在和未来的趋势发展。现今普遍存在于画家中的制作现象也在证明制作已经成了艺术表现的基本手段，其制作手段之多样、效果之精妙已超出刘国松所提供的方式和经验之外，不能不承认作为一种风尚已成了这个时代艺术新变最鲜明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刘国松导致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又启开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一点毫不夸张。

　　刘国松称他是经过东西方两种传统的洗礼之后，站在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立场，在保留中国传统绘画的优点，吸收西洋绘画的长处，去创造新的现代的中国作品。诚如刘国松所言：“随着中西文化的频繁交流，彼此了解的加深，两大艺术体系的差异逐渐减少，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一个包容中西文化传统的世界大一统的文化的诞生，只是迟早的问题。”

　　刘国松对中国水墨画的变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他极力反对元、明、清以来一味模仿的中国水墨画画风；另一方面他极力引进20世纪中叶的抽象表现主义，最终以“中西合壁”的宋人山水图式与抽象符号融合的改革方案，填补了水墨画革新的一项空白，成为超出台湾本土而具有国际意义的代表性画家。他提出“复新不等于复古，西化也不等于现代化”，从而展开了中国水墨艺术的新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