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是其坏人品凑高了其艺术声望。他的绘画和书法都缺乏基础，笔墨凌乱、书画用材吝啬，满纸低廉墨水儿，线条生硬，构图程式，人物造型呆板，特别是花鸟和动物，他显得异常外行。不过，其绘画民间意趣浓厚，造型简单，强人物故事，带有年画和连环画意趣，深得人们的喜欢。他的书法有黄庭坚、文徵明、何绍基笔意，但没深入，只是用自己的败落的笔墨，构造古人的形式。不被行家看好。

范曾是不幸的，他的每一次举止都骇人听闻。特别是前些年的“辞国申明”震惊了中国的政界、艺界、民间。我想起了刘海粟的学生在谈及范曾和刘海粟的关系时这样说道：“一般人都说范曾这个人很傲慢，但是在我看来，他实在是浅薄得很。”其实，范曾自从经历了“辞国”事件以后，走投无路，只好打道回府。宽容的人民和政府给予了他忏悔的机会和空间，面对媒体的数年封杀，自己也开始有了忏悔之意。近来，国家政策宽大，政府英名，总是对一切都显得极为宽恕，媒体也开始了给范曾恕罪的机会。去年，范曾不惜重金，花钱上了《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两家国家机关报。一篇是关于“倡导和谐社会”的，另一篇是“赞颂其师李可染”。当时我还在其中一家媒体供职，有一拍卖公司的人员要我给他发个新闻稿，我随即就答应了。可是等稿子发过来，我一看是范曾写的，便立马以范曾的事情自己做不了主需请示主编而拒绝了。下午那边又来电话，说中央电视台也给范曾刊登了，并且《人民日报》也登了范曾的关于和谐社会的稿子，国家已经取消对他的限制了。我实在无法推托，就心直口快地说了我厌恶范曾的人品，更不看好范曾的作品，所以我不能给他刊登。

那人接着要求我可以不落我的名字，其实就是登范曾的原稿。我火冒三丈，一番雷霆。结果，他穷追不舍，开出了价码。过后，还没等我挂电话，一主任就给我说了范曾的刊登事情，他给《人民日报》开出了三百万的价码人家都没答应，给咱报社能多少啊？可以对任何人不要钱，只是因为他是范曾。过了一会，那边人又穷追不舍，说我如果给发表了，对于范曾这个时期是“锦上添花”。我直接就说，你给《人民日报》开价三百万，怎么给我们舍不得啊？他恼羞成怒。过了许久，也是我已经离开了记者职位，我再和人民日报的编辑部主任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在席间提起了范曾地这个事情。还是以谴责其人品为主，说报社给他机会，自己不会珍惜。后来，《人民人民政协报》给范曾刊登了，据说收获了不少画儿。报纸是我看到了，版面确实很大，登的是范曾写他和李可染的故事。我算是见识过了如此忏悔心切的人了。算是走上正道了。不过，他还是会讨好时机的，比如选择去年的“两会”在国家机关报上发表文章。

以前大家最了解的就是范曾和沈从文的事情。范曾在批斗沈从文的时候这样写道范曾写道：“(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自然也感到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因为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到我家前后不会过十次，有几回还是和他爱人同来的。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若果主要目的，是使我在群众中威风扫地，可以说是完全作到了。事实上我本来在群众中就并无什么威风，也不善于争取任何威风。。。。。。我只举一个例就够了，即范曾揭发我对群众最有煽动性的一事，说是丁玲、肖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非俱乐部。这未免太抬举了我。事实上丁玲已去东北八九年，且从来不到过我家中。客人也十分稀少，除了三两家亲戚，根本就少和人往来。来的次数最多大致便是范曾夫妇，向我借书主要也只有你夫妇。你怎么知道丁玲常来我家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别的我就不提了。即使如此，我还是要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是收获之一（引自沈从文：一张大字报稿1966年7月）。都说范曾善于文学诗词，其实从范曾书画上就能看出来他对文学上是极为匮乏的。有一个笑话至今还在。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欢迎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的致辞中错用“七月流火”一词表示七月份天气很热，舆论大哗。南开大学教授范曾声称纪校长对“七月流火”的运用不仅不是以讹传讹，反而才是正解，倒是“以‘火’为星辰之名，谓‘流火’为节候转凉”的说法是“胶柱而鼓瑟之谈”。实在有点小题大做，错误低级啊。

所以，谈及范曾，就没有必要谈其书画。他的坏人品淹没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