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书法美学思想（4）

 

    明董其昌对《前赤壁赋卷》有一著名的跋语，云：“东坡先生此赋，楚骚之一变也；此书，《兰亭》之一变也。宋人文字俱以此为极则。”（16）他在《画禅室随笔》中又道：“坡公书多偃笔，亦是一病。此《赤壁赋》庶几所谓欲透纸背者，乃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真迹在王履吉家，每波画尽处，每每有聚墨痕，如黍米珠，恨非石刻所能传耳。嗟乎，世人且不知有笔法，况墨法乎！”（17）这是对《前赤壁赋卷》的最为深切而崇高的评价。董其昌将其文与楚骚并论，将其书与《兰亭》并提。说明苏轼的书法作品本身就是对东晋人“韵”的再现和延续，符合董香光以东晋人书法为法书圭臬的审美标准。

 

三

 

    但是，苏东坡所追求又决不是仅仅亦步亦趋的步魏晋人的后尘，他需要的是表现生命精神的艺术追求，是对心灵渲染的艺术。魏晋艺术突出的是人的风神，而苏东坡所创作的艺术品所渲染的是人的心境和意绪，是更多的对内心世界的观照。可以说，这是一种追求“自然”的情性。苏东坡抛弃了魏晋士人追求外表华丽、追求仪态、名声等等多少带着虚伪掩饰的东西，而将最为真实、质朴无华、微妙的心灵，自自然然地合盘托出。他不需要置毡于竹林之下，饮酒服药，坐而玄谈，他是在黄州东坡废营地垦荒、灌园中谈论人生，追寻人生价值。

    在追求自然的问题上，苏轼认为艺术家要观察万物，要在变化中观察宇宙。苏轼非常强调从把握自然物“无常形”的变动状态中揭示其“常理”，很少冷静、舒缓地描写出幽寂的自然景物，而是经常以热烈的激情，迅速地捕捉住景物在运动变化中的形象特征，以动态传景物之神。他主张画山水要画出“活水”。并“随物赋形，画水之变。”(《画水记》)，反对静止地刻画“死水”。在他的笔下涌现出许多富有动态。音响和情趣的“活水”。如“扁舟转山曲，未至已先惊。白浪横江起，槎牙似雪城。番番从高来，一一投涧坑。”(《新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赤壁怀古》)他在绘画上不拘形的处理，并不是作者的自觉，而是一种不自觉的崇尚自然的行为。他在《跋文与可论草书后》中说：“余文与可学草书，凡十年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后因见道上斗蛇，遂得其妙，乃知真素之各有所悟，然后至于此耳。”东坡又说：“留意于物，往往成趣。”

    另一方面，苏轼要创造一种新的审美价值观，所以在书法中力求融入主体的精神，展现自我，追求点画之外的内涵，就是崇尚自然天成的艺术效果。他不拘泥于形，不囿于成法，对书法的评价，注重其中蕴含的精神面貌，对书法的审美超出了形体之外上升到精神层面上。苏轼的作画基本上是托物寓性，游戏遣兴之作。他的绘画作品，受文同的影响最大，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他根本无意与专业画家比高低，也从没有在自己作品上题过款，这足以说明，他作画完全是由兴而起，信笔拈来，是如倪云林所言：“写其胸次之磊落，聊以自娱。”这是文人内心情感的释放，不是由外物引发产生的，而是主体本有的存在。他所表现的物体形象完全是主体精神的自然流露。如他笔下的“竹”的形象，在他的理解中，不需刻意雕琢经营，而是表明创作主体涵蓄丰厚，人品超逸绝尘。这正是苏轼“尚自然”思想的极致，即从大自然中反身观照自己的审美思想。这就需要书画家能够自身观照，从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找寻出艺术的突破口，他的《黄州寒食诗帖》、《前赤壁赋卷》正是这样的杰作！

    《黄州寒食诗帖》是对激情加以约束以后的抒发。这当然不是指那种冷静的平衡美、结构美、技术美。而是建立在人的激情基础上的主观艺术创造，一种在于更多体现情意、意趣、意味的包含着某种主观意念的艺术创造。苏轼自己对自己的得意之作亦是有所感受：“此纸可以镜钱祭鬼。东坡试笔，偶书其上，后五百年，当成百金之直。物固有遇不遇也!”(《东坡题跋·戏书赫蹄纸》)又道：“书此以遗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然事在五百年外，价直如是，不亦钝乎?然吾佛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东坡题跋·书赠宗人镕》)东坡对自己的艺术创造的价值是自觉追求的，充分自信的。这种内心情感世界自由抒发的艺术珍品，可遇而不可求，又同时是不可重复的!——这就是《黄州寒食诗帖》独特的艺术创造价值。黄山谷对东坡此帖的论断是：“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跋黄州寒食诗帖》)黄庭坚道出了这件作品的真正艺术价值，因为他有“李太白”的味道，李白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而细观之又有众多名家的味道，这正是东坡追求的艺术境界，纯任自然，意趣天成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