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他在68岁高龄调回北京，开始了他绘画艺术的全盛时期。此时正是“文革”以后，国家由乱转治、百废待兴，社会经济和文化正在一步步走向繁荣，北京美术界、政界正需要一位全能的艺术高手，这位硕果仅存的青绿山水画家，多半生苦苦的探索也似乎正为这一切做好了准备。他为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代表国家形象和尊严的空间绘制了许多青绿山水画巨作，《大地一统锦绣山》、《盛世海歌》、《大地长春》等。他在78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主人翁的心态担起了振兴民族文化的重任。这一点上，他与恩师张大干截然不同。他曾说“张公在国外作万里长江图，那是一种远离本土的家国之思，我们则不一样。我们身在大陆，应该用另种气概和心态来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他以一种自信豁达的心态，对时代精神进行深层的观照，把丰富的人生阅历、多年积聚的创作热情与全面的绘画素养，尽情的挥洒于笔墨之间，完成了自我的超越。他吸取了文人画、民间艺术、西法中油画、水彩、水粉等一切可借鉴的艺术成果，在自己的作品中渗透了现代色彩构成的新观念。水墨、泼墨、浅绛、泼彩、小青绿、大青绿、金碧等多种形式融合为一，语言纯粹简捷。在敷色时先染色后勾皴，打破了旧有的先皴后染的青绿法。他的金碧山水以泥金勾皴山石轮廓纹理，突破旧法中以金线勾勒的单一性，丰富了金在青绿山水中的作用。气象大吞大吐，风格妍美高华，语言丰富多变，契合了现代人的审美心理、审美需求。他以敏锐的眼光准确的判断和发现了现代绘画艺术进程中国画色彩审美观的局限性，挖掘青绿山水的潜力，让传统色彩样式更适合人的原始色彩的本能愿望，更适合高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影响之下快节奏的现代人生活，还原给人们一个多元的色彩世界，带给人们一种高华、飘逸的贵族情趣，一种堂堂正正的中国气派，使人油然生起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王鲁湘先生提出，何海霞是“新庙堂山水”的代表性画家：“燕人何海霞回到北京，完成了自我，并把许多黄钟大吕金碧辉煌的山水画，悬挂在了首都的各大庙堂。他因此成为20世纪中国最大的庙堂山水画家。”[2]文中对“庙堂”一词长期以来的误读做了新解，认为“庙堂”一词的贬义是来自于左的文化观念的影响，简单的把“庙堂文化”即统治阶级的文化当成糟粕，是种错误的思想。统治者的文化也是文化，高尚华贵、气势雄浑、豪纵，有一种健康的美学心态，表现出的是儒家提倡的至大至刚的宏伟气派与入世刚阳的灿烂之美，同时也体现了庄子“磅礴万象”、“挥斥八极”的美学观点。“庙堂文化同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一样，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把其中任何一个文化板块抽调或者刻意贬低，都是对我们民族文化的重大伤害。”[2]当然有些人认为“新庙堂山水”画家的提法有欠商榷，画风属于“庙堂气”比较恰当。无论如何，明清以来沿袭的对文人文化的推崇，“五四”以后对文人文化的冷落，20世纪40年代开始对民间文化的刻意抬高，都是对于“庙堂文化”的极大忽略，导致20世纪一个泱泱的大国缺乏自己的国家文化形象。何海霞把他创作的众多巨幅作品悬挂在象征国家尊严与礼仪的建筑空间、文化空间，这种古老的青绿色彩样式在这里重放光彩，营造出越过元明清而远接汉唐的雄浑气概。这是中国画色彩的回寻，是民族精神复兴及强盛的时代之音，是新时期民族生存心理状态要求的必然结果。也是民族绘画心理的一种校正，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种弘扬。正象他所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有辉煌的色彩，应该有黄钟大吕……和这样的时代相配才好。”[3]他以五彩缤纷的色彩世界表达对锦绣河山的歌颂之情，对辉煌富丽的中华审美风范的热爱之情，开拓发展了中国山水画的审美视野和语言体系，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艺术财富。无论在思想境界、审美风格或绘画语言方面，都表现出他的成就和辉煌，对中国现当代及后世绘画艺术都将补益非凡。而绘画界，对他的评价远远不够，他的青绿山水画是最具再认识价值的绘画语汇。

　　参考文献：

　　[1]何海霞艺术委员会、中国国家画院编。何海霞纪念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2]王鲁湘。何海霞。新庙堂山水的代表性画家[J]。美术。2008.(11)。

　　[3]徐义生。何海霞老师和他的山水画艺术[M].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何海霞。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