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深深影响着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后现代主义起源十分复杂，流派、观点也多种多样，但从总体上看它是与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联系在一起的。要正确评价后现代主义，首先要正确看待现代性及其实质。

必须客观研究和认识后现代主义

现代性是由资本、科技与理性等因素组合而成的，包括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文化制度在内的完整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在经济上是资本与科技结合，在政治上是民主与法制结合，在文化上是理性与主体结合。文化上的理性与主体既是这个制度体系中的经济、政治派生物，又是它们合理性基础与内在组织机理，甚至是整个制度体系的粘合剂。客观上说，现代性中的理性与主体是有进步意义的，它们在向封建神学挑战中弘扬了人的地位与价值，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就理性而言，它过分强调自身的霸权地位，看不到外部世界的决定作用，忽视自身的弱点；过分强调工具价值，忽视人自身价值。就主体而言，过分强调理论主体、理性主体，忽视现实鲜活主体、非理性主体；过分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忽视世界与人的有机联系；过分强调封闭主体，忽视开放主体。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理性与主体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功能效果的批判是深刻的，并由此给整个现代性体系带来了巨大震撼。但后现代主义在对现代性批判上有两个明显缺点：一是思维方式的偏颇。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现代性时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它们最初是要批判理性、主体和宏大叙事的弱点，可最终却变为对整个理性、主体与宏大叙事的批判。二是忽视对现代性制度体系的批判。知识体系、文化制度在现代性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却不构成现代性体系的核心，现代性体系的核心应是经济、政治制度以及整体社会制度。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从意识形态、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等方面展开了对现代性的多重批判，并从根本制度层面完成了对现代性体系的彻底改造。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与科技在经济层面的结合，民主与法制在政治层面的结合以及理性与主体在文化层面上的结合，对现代性体系构成的确重要，但它们还不是现代性体系的根本。现代性体系的根本还在于这些因素以根本制度的形式嵌合在一起。当资本与科技以产权形成固定下来后（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现代性的众多因素就有了凝固特征。而当这一特征与政治统治、意识形态论证与宣传相契合，现代性体系就像牢笼一样稳固。因此，对现代性体系的改造必须是根本制度的变革。

虽然后现代主义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但同时也影射社会主义；虽然他们没有公开主张“意识形态终结论”，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助长了这种思潮的蔓延。针对此情，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使命要从“守势”走向“主导”，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要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视角建构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学术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勇于和善于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展正面交锋，要有敢为天下先、用不断创新的话语观点和理论体系引领世界思潮发展的豪情壮志。

建设有一定张力的文化发展立体体系

虽然后现代主义有很强的解构和破坏功能，但只要将它限制在一定制度和政策框架中，它就不可能导致颠覆性的后果。由此，建设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管理与政策机制是防止后现代主义负面影响泛滥的必要前提。

由于后现代主义提出的问题大多数是很重要的现实和学理问题，因而在一般文化事业管理层面就应该提供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一般理论和学术问题必须在正常的对话和交锋中才能得到合理解决，强力的政策控制不仅影响理论和学术的深入探讨，还可能因此而影响现实问题的合理解决。许多学理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纯理论问题，但它们归根到底都是现实问题的反映。若不能把重大理论问题讲清、弄透，它迟早会带来严重的现实后果。尤其像后现代主义这样在当今西方社会有如此重大影响的思潮，更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由于后现代主义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它不仅能不断创造一些新理论和新观点，还能以创新思维激活已有的文化资源，因而将它合理移植到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之中是十分有益的。鉴于后现代主义有可能存在以解构主流意识形态来激活大众文化意义的特点，对此可采用立法方式进行规避。

当然，在主流意识形态、一般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三个层面采取不同的文化政策也是相对的，毕竟这三种文化不是绝对分离的，而是互动、联动的。所以，要合理利用这种互动、联动，适时把在一般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中经过深入讨论或现实检验为正确的观点引入意识形态，再以丰富后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引领一般文化事业、大众文化乃至现实社会的发展。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