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现在不是文人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今天已经不可能产生了。我举个例子，传统的文人画根本不需要展览，文人画只是文人之间交往时相互欣赏、在案头把玩的雅物，哪像现在整天开个展。如果从这一传统习惯来讲，大张旗鼓办个展的肯定就不是文人。但是我也认为，传统和当代是共存的，不会出现哪个独坐天下的局面，因为中国社会目前就是一个多元、变化中的社会。

　　所以我觉得谈当代水墨就不要和传统水墨混为一谈，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

　　杨小彦：周湧说得很好，我们从一个更深远的文化层面来看这个问题。中国人目前纠结在一个两难之中：中国有灿烂的古代文明，有伟大的艺术传统，但是一百多年来，世界艺术等于西方艺术，我们在某种意义上都在用西方的标准进行创作，这样就产生了国际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对峙。但现实情况是：国际主义者有民族主义者的情怀，民族主义者有国际主义者的想法。

　　在水墨这个领域从事创作的某些艺术家，他们就受到了一种激励，要从传统的格局中突围。但是在往前冲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不知道自己的后方在哪里。问题越争论越复杂，其实不管有没有结论，背后都反映出传统社会积重难返逼我们一定要突围，但我们又不能抛弃传统文明。

　　既然我们不能回避现代性的目标，就只能承认中国艺术必须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这种表面混乱的文化状况就是代价，但也是成果。

　　周湧：我认为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没有结果。比如我们明显发现，搞当代水墨的人有一种趋势，这么多年来纷纷回归传统，关注传统。所以我认为“当代水墨面临第二次实验”，就是怎么把后方和前方结合起来的问题。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种趋势，去中国化、去传统化，把传统作为批判的对象。现在回过头来看，传统是一种资源。所以现在很多画当代水墨的人进入传统水墨，这一帮人可能对传统水墨有创造性的改变，市场也比较关注他们。

　　先锋艺术认为当代水墨不够先锋

　　传统艺术认为当代水墨不够传统

　　赵利平：当代艺术其实也是不认可当代水墨的。夹在传统水墨和当代艺术的中间，当代水墨是不是比较尴尬？

　　周湧：先锋艺术认为它不够先锋，传统艺术则认为它不够传统，夹在中间可能就是当代水墨以后的一个定位。

　　杨小彦：我在《羊城晚报》写过一篇评论《警惕风格权力卷土重来》。其实不同的风格是很正常的，不正常的是，某一种风格被判定为必须如此，不这样的话就变成反革命，如果风格和权力相结合，趣味就单一了。

　　赵利平：那当代水墨跟西方当代艺术有没有关系？

　　杨小彦：把当代水墨拿到西方艺术上去谈，西方人会很好奇，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在西方，没有一个理论家会去讨论油画的问题，由此而提出“实验油画”，他们认为艺术问题就是艺术问题，为什么还要弄一个水墨出来呢？

　　这恰恰印证了我们的文化焦虑，我们一方面在追赶西方，一方面又为自己的传统自豪；我们一方面为传统的失落感到悲哀，一方面又不愿意全盘西化。于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