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周的花鸟作品在主体风格上介于“勾花点叶”与没骨点写之间，这种风格突破了文人写意花鸟的程式化语言，同时又丰富了写真传统的笔墨形态，兼具塑造性和书写性，其作品造型严谨，结构松动，因势成型，墨色透明，笔致简明而形态生动，既遵循了写真传统，又强化了笔墨的情绪特征，语言较之传统写真更富有动态感。沈周所作枝茎在简练用笔中，依然表现出顿挫、复笔、略带飞白的细微皴擦等不同的笔法;所画叶子，虽也用墨色敷染，但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以笔立墨，墨晕而不逾规矩的特征，以及墨淡而融厚有味，墨浓而鲜灵不浑的高超墨法。与林良、吕纪相比，沈周以其纵逸凝练的笔墨运用来表现出“雅人深致”，与元代墨花墨禽相比，他又以其纵肆无羁而雅逸的笔墨表现，与张中、王渊等人之斯文含蓄的工雅风规形成殊观，正如明代王穉登(1535~1612)题沈周《水墨花卉》卷云：“宋人写生有气骨而无风姿，元人写生饶风姿而乏气骨，此皆所谓偏长，能兼之者惟沈启南先生。观此卷数花虽率意点染，而苍然之质，翩然之容，楮墨之间郁有生色，非笔端具造化者不能。”

　　“花鸟以徐熙为神，黄筌为妙……沈启南浅色水墨，实出自徐熙而更加简淡，神采若新。”沈周的贡献，在扩大了水墨花鸟的描写范围的同时，又进一步丰富和提高了水墨花鸟的表现力，使水墨花鸟画成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艺术品种。明代王世贞(1526~1590)云：“五代徐黄而下至宣和，主写花鸟，妙在设色粉绘，隐起如粟。精工之极，儆若生肖。石田氏乃能以浅色淡墨作之，而神采更自翩翩，所谓妙而真者也。”从花鸟画史的角度上溯，王世贞直将沈周与徐熙、黄筌、赵佶并论，指出了他们艺术风格和趣味的差异，并认为沈周出自徐熙而更有文人的简淡气质。在此，王世贞比较客观地指出沈周在水墨花鸟画上的转折作用或历史地位。

　　之前，宋元文人画家 “写意”似乎真正体现到创作中，书法趣味相当有限。而沈周则不同，他身体力行，将原先竹、兰、梅中篆籀行草隶楷及飞白等书法笔意完全融入花鸟画的创作之中，其简略的画面结构简直可以认为就是书法的点、横、撇、捺的放大、夸张和变形。从现存沈周的作用中，如《写生图册》中，“荷”中草用行草画法，“枇杷”的枝干中锋用笔圆转丰厚，颇多篆意，当然，这种书法的“写”意还体现于作品的整体情趣、结构中。因此，有研究者认为，从整个花鸟画的历史来看，如此纯熟的水墨技巧，沈周可能也只是第一代。过去的元人墨花、墨禽只是一种没骨渲染的技法，并没有后世水墨画那种“写”的真正表现和晕、染、点、虱、刷、掠、顿、擦等一整套技巧体系，如果说花鸟画史上有谁是较早具有这种“醒世”的贡献的话，那么沈周当之无愧，可以算一个前驱。

　　所以，沈周的写意花鸟画具有一定意义上的里程碑作用，他以自己独到的造型手法、笔墨形态、技法程式以及题材样式丰富了文人花鸟的传统资源，将文人的书写性笔调与精微的物象表现融为一炉，开启了文人水墨写真之先河。在他之后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文人花鸟画家，提高了花鸟画在文人画中的位置，并以写意花鸟画为主要的表现形态，这不能不说是与沈周的开创有至为重要的关联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