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性维度：文化背景的关注

　　所谓文化，是指人在改造客观世界、在协调群体关系、在调节自身情感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它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历史的积沉，是人们对生活的需要和要求、理想和愿望，是人们的高级精神生活。我们强调书法批评的文化性，实际上是要求批评家在对书家和作品的批评过程中，一方面要观照作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及这种背景在作品中的延伸，另一方面要将书家和创作放到大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

　　谈及书法与文化的关系，熊秉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他在《我与书法》中说道：“多年以前，我说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当时觉得似乎有点说过头，但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包括实践，我越来越觉得这话是有道理的……我认为，书法对于中国人来说，停留在艺术的阶段，恐怕还是不够的，那是一种"道"，是中国人人生的体悟，是一种人生哲学的表露……如果将书法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哲学联系起来，我觉得对书法影响最主要的是两家：儒家和道家。这两家理论都影响着书法，使书法成为不是单纯的美的问题，而是抒写人生，用书法向人生提问，又用书法来回答人生。以儒家言，要求一种尽善尽美的境界，这种境界需要你终生的修炼，遵从法则，"心正笔正"，生命经过很多奋斗，改造自己，最后达到成熟，达到孔夫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以道家言，要求一种天性的释放，与自然万物的高度融合，一种大自由的境界，最后达到孙过庭所说，"如众星之列河汉"的大宇宙的超越。”熊秉明将先贤的书法实践放到大的文化背景考察，揭示了书法的更深层次的内涵。

　　古贤论书多有技道之论，今世书法批评多流连于技，盖言“三岁临池”、“遍临百家”、“得古代书家神髓”等等，而寡于言道。书家创作，技法是主体，是基本功，临而能创自然融入了书者自己的思考，但这离道、离文化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因此，我们在评判书家创作时，更需要将创作与书家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书家个人文化背景与学历高低并无直接联系。此处的文化背景，主要是书家对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这种能力直接体现在书家对书法的思考，进而体现在创作上，形成独立的书法语言。蕴含作者独特思考的创作，自然也包孕了较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如果书家只是擅长临摹，即能形拟百家，也仅仅是书匠罢了。没有思考和文化内涵的创作没有生命力，更没有历史价值。另外，任何时代的文化都有着那个时代的特征。石涛所言“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诚然。以书法创作而言，不论内容还是体势都应符合时代特征。在当代艺术百花齐放的大背景下，书法创作，不论是整体的还是地域的抑或是个人的，不论是展厅的书斋的抑或是装饰的，都是时代风格的体现。批评家在书法批评的过程中，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创作与文化结合的重要性，突出对书家创作的文化背景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