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

　　两汉时期的人们究竟是如何学习书法的？为什么数万汉简的书法都达到了令后人惊叹的艺术水准？这些不留名的书法家们为什么能够完成中国书法史上最伟大的变革？

　　我们先来看汉朝书法家使用的毛笔。敦煌马圈湾遗址出土的毛笔为实心竹制笔杆，杆首钻一孔，插入笔毛，以丝线捆紧，笔杆刷棕褐色漆，笔长19.6厘米，圆径0.6厘米，狼毫笔毛，长1.2厘米，锋径与锋长之比是1∶2。

　　复旦大学文博系沃兴华教授仔细比较南方的战国楚笔与西北的汉代马圈湾毛笔，发现了二者的区别：一是楚笔笔锋长，如果按比例计算，是西北笔的3倍。二是楚笔将笔毛围在笔杆四周，中间空虚。而西北笔则夹塞在笔管中间，内部充实，中有硬毫笔柱，外有副毫相辅。这两个区别在书写中对字体风格的影响很大。楚笔锋长中空，只能用极小部分的笔尖作字，因此楚简的点画都是起笔稍粗，收笔处特尖，圆转处刚健有弹性，如昆刀切玉一般，非常细挺。而西北笔因为锋短中实，笔毫的运用不像楚笔那样限于锋端的一小部分，可以提按顿挫，八面出锋，因此线条的轻重粗细变换较大，点画形式比较丰富，尤其是起笔和收笔处可以处理成浑圆厚实的形式，与楚笔的效果截然不同。看来只有马圈湾这样的毛笔才配得上“惟笔软则奇怪生焉”(东汉蔡邕语)的赞誉，也只有这样的笔才能造就西北汉简百花齐放的风格样式。

　　再来看汉朝书佐练字的习作。斯坦因从敦煌汉长城烽燧发掘出的《急就章》，是汉代习字简，书法较为稚拙，显然是初学者的笔迹。另一枚是玉门花海汉代烽燧出土的习字简《仓颉篇》。字体带有浓重的篆书意味，说明这是西汉前期的墨迹。当时启蒙的字书《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还是用篆书来传抄的，西汉中后期陆续编制和修订的字书才改用隶书。

　　敦煌马圈湾出土简牍中有许多临摹作品，《居延汉简》45.10B残简从头到尾一气写了三十几个“以”字，不厌其烦，态度极其认真。507.2A简上连书6个“教”字，由行书至草书，一步步简略，可能是先生的示范。《敦煌汉简》中的一枚习字简上反复书写“临”字与“赐教”，正说明这种练习是有指授的。最典型的例子是1977年在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一批木简，其中有一枚觚，书写者冯时，他在觚的前半部分写了半篇武帝后元二年的诏书，在后半部分写了一封书信，曰“有往来者，幸赐时记，令时奉翁系严教”，诏书的字体比较稚拙，异体很多，属于临摹，估计这枚觚是作者临摹后请老师指教的习字作品。

　　还有敦煌出土的汉代砚台、写有工整隶书的汉代麻纸等，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汉代对书法教育极其重视，即使是一些戍守边陲的小吏，一有空闲就练习书法，希望借此得到上司的重用和提拔。

　　两汉时期中国书法书体的剧烈嬗变和令后世仰之弥高的书法成就，不能不归功于汉朝以书取士的文官制度。西汉政权建立后，丞相萧何制定汉律九章，其中《尉律》规定“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这就是说，对于汉代的一个文职官员，即便是一个很小的诸曹掾史官职，都要求识九千字，比我们现在常用字三千字多两倍。这九千汉字不光要认识，还要懂得其音、义、形。字写得不好，甚至会丢了官帽子。

　　苏州大学教授华人德在研究汉代书法教育制度时，参照了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等文献，认为当时的书法水平考试依据的是秦八体书而非新莽时期的六体书。八体书就是大篆、小篆、虫书、刻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考试成绩优秀者由县推荐到郡，再由郡推荐到中央，层层推荐，逐级选拔，最后由太史令在太厂组织全国考试，最优秀的人，可授以尚书、御史，或者皇宫里面的史书令史，就是说写字最好的人才可以在中央国家机关担任文字官吏。

　　对于有学者认为汉简和摩崖石刻都是民间书法的说法，华人德教授不敢苟同。他说，汉朝文职官员的入门条件是书法要很优秀，而且文字学功底要非常扎实，尽管这些石刻、汉简大多没有署名，但它们的书写者都是识过九千字、精通八体书的一流的书法家。现在好多人把它们统统称为不太识字的人写的民间书法，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至少对于汉代书法是说不通的。

　　汉代教育儿童识字和书写的学习场所称为学馆、书馆、蒙学、小学，广泛分布于乡村、闾里。学童习字写在觚上，左手执觚，右手悬腕而书，所以学童从小就练习悬腕。自西汉后期开始，上自皇帝、贵戚，下至官吏、儒生，都把书法作为自己应有的修养。汉朝政府把文字学和书法能力测试同国民的功名利禄直接挂起钩来，以此大力倡导习文练字，这在中外文化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