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与文化瘙痒
如果从1978年《哲学译丛》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介绍和翻译算起(该刊当年第5期翻译了苏联学者福格列尔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介绍性文章，第6期专设“法兰克福学派及对它的批判”栏目)，法兰克福学派进入中国已有36年了。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之旅却很耐人寻味。整个1980年代，中国学界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马尔库塞。从1989年起，随着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著作被陆续翻译了几本，法兰克福学派才获得了更多被言说的机会。 法兰克福学派在1990年代的中国突然火爆，主要是因为中国有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当然不是1990年代才开始有的，但到了1990年代之后，大众文化的合法性得到了认可。然而，当时大众文化在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却并不具有合法性。于是，批判大众文化也就成了当时学界的一种时尚。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是批判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始作俑者，中国学界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也正是从借用或挪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理论开始的。一时间，在一些学人批判大众文化的著作文章中，充满了对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之观点的征引(但征引的也就是《启蒙辩证法》中的内容)。 然而，这种局面从1995年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自从有了旅美学者徐贲那个“走出阿多诺模式”的呼吁后，中国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反思多了起来。屈指算算，反思形成的结果大体有三。 错位说。错位说的发明者应该是学者陶东风先生，在《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一文中，作者认为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是一种进步的历史潮流，具有冲击和消解文化专制主义，推进文化多元化、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历史意义。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中国的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错位。前者更适合于分析与批判“文革”时期的极左意识形态，却很难成为当下中国知识界批判大众文化的话语资源。 此后，“错位说”又出现在雷颐先生的文章《今天非常“法兰克福”》(此文发表于《读书》1997年第12期)中。作者指出，那种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理论与一个刚刚开始“转型”的社会很难契合，“大众文化”的意义在我们当下的环境中与在美国社会中的意义也非常不同。当下中国的“法兰克福”，充其量只是一种理论透支。 搔痒说。搔痒说的发明者毫无疑问是朱学勤先生。他在《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此文发表于《读书》1997年第11期)一文中认为，相对于革命前辈的经济批判与政治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只不过是在资本结构的文化脂肪上搔痒痒。这样的文化批判，清风逐流云，荆轲刺孔子，却又很配中国文人的胃口，这至少说明中国文人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接受心理是有问题的。 简化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过于强调法兰克福学派当中个别人物所从事的文化批评实践，简单地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称为大众文化批判，实在是有悖于其精神和原旨。笔者姑且以“简化说”名之。 以上三说并不单单是一个对待法兰克福学派的态度问题，也不仅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现实的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背后，透露出来的是一些学人对中国现实的不同理解，也隐藏着知识分子内部分化的种种症候。 以上观点基本上出现在1997年，也就在这一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已初露端倪。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各有一哨人马，双方的哲学观、历史观、变革观等也在后来的进一步论争中逐渐清晰起来。 我想说明的是，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公开对峙、捉对厮杀之前，有一个序幕，法兰克福学派的问题便是这个序幕当中的一个主要内容。由此可以明白，当时那些学者所撰写的文章——对法兰克福学派无论褒贬，把它们当成一种带有某种“成见”的情绪化表白可能也并不离谱。如今，“文化研究”早已粉墨登场，一场更全面、更系统的“搔痒”工程已破土动工，但工地上忙忙碌碌搬运的主要是伯明翰学派、费斯克那里的钢筋水泥，我们还能见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东西吗？ 然而，在美国，情形却又很不相同。1930年代后期，美国成了法兰克福学派保存其实力、延续其思想的家园，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批判理论并没有受到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美国学界的青睐。1960年代后期，批判理论(主要是马尔库塞的)大红大紫了一阵儿，却又主要成了造反学生手中的武器。1970年代，尽管有了对法兰克福学派思想更全面的介绍和更系统的梳理，但“大拒绝”之后“大修补”的历史语境并没有给法兰克福学派提供更多的出场机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 进入1990年代之后，伴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一些学者逐渐对法兰克福学派另眼相看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成为文化研究的元理论之一。如此这般善待法兰克福学派，让人不由得想到他们是不是想冲淡美国本土的经验主义气息和来自法兰西的解构主义策略，而为陷入疲软之中的文化研究招魂，也好让“搔痒”进行得更有成效？ 中国不是美国，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既缺少经验主义传统，批判理论也并不过剩。如今，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似乎已告一段落，乘他们休养生息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可以重新琢磨琢磨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的关系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