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水墨营造冲淡、空灵、虚静、玄逸的境界

道家尚黑色，认为一切颜色皆从“玄黑”中生长出来并以黑为显在条件。道家以“清淡”为宗，崇尚玄黑，反对五颜六色的绚烂之美。老庄精神浸入中国绘画领域，尤其是山水画受道家思想和玄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以墨代五色，也正是这种道家思想影响的结果之一。所以，去五色，代之以墨，正和道家的美学观相通，墨色就是玄色，“玄”乃是道家学说的归源之地，玄即是黑，也即天，墨色就是天色。是颜色中的王色、自然色、母色，它是可以统治其他颜色、产生其他色感的。《山水松石格》——书中提出“高墨犹绿，下墨犹赪”，还提出“破墨”，即水墨渲淡，与今天我们所说墨之浓淡与之相“破”的破墨不同，而是浓墨中掺加清水，因加水量的多寡分破成不同层次，然后用不同浓淡的墨汁去渲染出山石的阴阳向背、高下凹凸，在理论上已经奠定了以水墨代五彩且成为水墨山水画的基础。

从佛教与老、庄思想、魏晋玄学的结合开始，到中国式的佛教——禅宗正式建立，宗教与哲学合力更新，建立了一个新的、适合士大夫口味的宗教，同时也日益在士大夫心目中确立了以自然、适意、清净、淡泊为特征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情趣。这种以自我精神上的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观对中国士大夫乃至于中华民族心理性格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由于道家思想与禅宗的相通，使禅宗在士大夫那里留下的是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自然淡泊、恬静的生活情趣。人生哲学、生活情趣与审美往往是相连的，禅宗与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趋向于一种清、幽、静、雅、寒；自然适意、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平静幽远的闲适之情，乃是士大夫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无论在唐诗、宋词中，还是在宋、元、明、清的绘画中，我们都可以领略到暮色如烟、缥缈氤氲的自然的静谧和面对空寂的宇宙而抒发的内心淡淡的情思。这种情思是士大夫与宇宙、自然之间感情的融合和心灵的对话，这种精神与物质的统一，情感与物象的交融，自然地从胸中倾泻，写成诗、画成画，在这些诗和画中凝聚了一刹那间心灵的全部感情和眼、耳、身的全部感觉。这种包含了自然、恬淡的感情与静谧、空灵的物象的艺术境界，我们称作有“禅气”、有“禅思”。因此，“诗不入禅，意必肤浅”。诗贵有禅思，画贵有禅趣，常常用诗比禅，用画比禅。与这种幽深清远、宁静的环境和恬静的心理相适应的色彩是恬淡的黑、白等色彩。他们承袭了道家的色彩审美观，厌弃五彩缤纷的鲜艳颜色和引起人情欲或感官追求的绚丽的色彩，而选择了墨色，也即玄色。

中国的禅宗是在印度禅学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融合了中国式的那种“直观外推”与“内向反思”往复推衍的思维方式。并且还融会了印度佛教其他方面的种种理论，并与中国的老庄思想及魏晋玄学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既具有精致的世界观理论，又具有与世界观相契合的解脱方式和认识方法的宗教派别。禅宗讲究万物同一，梵我同一，心物同一，一切皆空。禅宗的影响在中唐以后已经超过了老、庄、玄学及道教，并且把老、庄思想的一部分精华包容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去了。经过唐、五代与士大夫的互相渗透，到宋代，禅僧已经完全士大夫化了。他们一起历游名山大川，结友唱和，填词写诗，鼓琴作画。宋代许多士大夫与禅僧的交往十分密切，如苏轼、程颐、黄庭坚等。而他们在绘画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宋代绘画，精致含蓄，富有寂静、安宁的空灵韵味，长于悠远含蓄的意境表现，正是宋人那种细腻内向，注重内心体验的心理性格的外化。而禅宗那种一切本空的世界观、自然适意的人生观和追求清净解脱的生活情趣，正好成了这种心理性格的基础。

文人士大夫向禅宗靠拢，禅宗的思维方式深入士大夫的艺术创作，使中国的文学创作越来越强调“意境”——即作品的形象所蕴藏的情感与哲理，越来越追求创作构思中的“凝神观照”与“沉思冥想”。唐宋以后，诗越写越凝练：画越来越偏向于简约，画的空白越来越多。笔意越来越草率粗放。简练含蓄、不露声色的山水诗与笔意疏放、意境萧瑟的水墨山水画占据了中国士大夫诗画的主要部分，成为文人诗画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