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一步之遥》背后的文化困窘

在中国，电影和现代绘画都有一种特殊性，那就是它的成功和国际口碑，时常同某种政治意蕴相关。中国电影一直以来是高度政治化的。文学家还可以通过文字的多重编码加密来模糊痕迹，例如天书般的《芬尼根的觉醒》，电影因为要用直观形象来讲述故事或表达意见，需要另外一种技巧——多重时空的叠加和视觉拼接，直到让人无法将人名、地名、事件、史实、现实逐一对照归类。

最近几年，以政治隐喻闻名的姜文，历时四年制作的《一步之遥》，在上映后的部分公众差评和失望，其主要根结不是“姜郎才尽”，而是中国文艺创作方面不断紧张、神秘、敏感、政治化、谣诼化的环境。

经常看电影和熟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可以从《一步之遥》里看到许多令人熟悉的“胶片魅影”、桥段和经典历史元素：《教父》里的马龙白兰度、卓别林的《大独裁者》、《公民凯恩》、《镀金时代》、《大亨小传》、《我的奋斗》、纳粹式的《意志的胜利》、《风流大盗》等。

姜文习惯性地使用全知讲述体的方式来贯穿所有的内容，并频繁地在影子写手、全知叙事者、表演者、被表演者、影像傀儡之间穿梭。在他的布局、控制和安排之下，电影成为一个“姜文镜像体”、中国提喻和世界泡影。

无论是《芙蓉镇》、《末代皇帝》、《红高粱》，还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最终到这部英文名字“致敬”《飘》（Gone with the wind）的《随子弹飘》（Gone with the bullets）——姜文的电影和国家、国族、国难、国耻、国民密切相关。这不是他个人的际遇偶然，而是中国电影的文化宿命。

姜文抄袭了《辛德勒名单》中，辛德勒知名的“今天是历史，你是其中一部分”的沉痛表述，将其转化为谐谑的妓女花魁国际赛的串场词。姜文和葛优的《花域大选》主持，充满了干嚎、尴尬、蹩脚、业余和不流畅，他们插科打诨的技术，没法脱胎中国生活环境里的各种选秀和国家仪式的内在平庸。

在姜文堆积的视觉泡沫和贫乏的语词泡沫当中，很快能看到这部电影的内在文化困窘：因为文化的断层、创作者主体的遏制、创造力扼杀、创作环境的恶化等因素，包括中国电影界在内的几乎所有文化创作群体，都难以掩盖其内在的虚弱和颓唐。

中国作为历史意义的仪式化、典范化、礼德化国度，曾经最为擅长的便是创制各种礼器、范式、仪式、道德黼黻（编按：音“服付”，指华美的礼服）。但是现在的中国，即使通过空间挪移和时空调度的影像方式，也难以再现一种令人信服的“Made in China气派”，遑论中国格局和气象。

以至于在《一步之遥》中，姜文用美国镀金时代式的burlesque（粗野滑稽歌舞）来展现欲望和热闹，但是它的歌舞原创程度，比好莱坞歌舞片就差多了；姜文和葛优的舞台仪式和搞怪能力，和金凯瑞的《变相怪杰》相比，有云泥之别；马走日和完颜逐月的片段，和金凯瑞在《冒牌天神》中，将月球拉近的桥段相比，高下立判；即使是表现大帅的军阀威风，也只能照抄希特勒式的国家仪式和配色方案，甚至直接将党卫军的图章、铁十字勋章拷贝使用。

在视觉意义上，《一步之遥》是一部离开“西方”便无法“呈现”，无法“看见”的电影；余下的语词泡沫和修辞贫弱也很明显。姜文在多部电影中的话语方式的主要基调，都是江湖黑话式、毛式修辞、方言谐谑，惟独在叙述旁白方面，他不得不请中国本土文学界的编剧，制造一种具有质感和历史性的修辞，尤其是生产一种在政治意义上具有一定隐喻性的修辞。

姜文或许意识到，单凭文学家，难以构筑一个已经近乎崩溃的汉语语词帝国。于是他经常通过选择具有特殊意义的演员和道具，将其当作一种语言使用。例如在《一步之遥》中，完颜的扮演者本人，就有拍摄“花国风月片”的经历，且经常被观众“广场凌迟”。在这部电影中，她表演的角色像阮玲玉一般，受尽看官的各种玩弄；武七母亲扮演者洪晃，本人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国名人“公主”，她本身独特的家世和经历，和影片的覃老师有某些共通之处；歌手那英因为体现满族姓氏的那氏，一旦出现在满清末造、民国初年，自然就有了历史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