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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一种方式观看中国画

发表时间:2014-3-4 09:27作者:水墨中国 阅读(1707) 评论: 0

导读:   文/高居翰 译/李 明  全世界各民族中,中国人向来最崇尚以书面文字作为传递知识与智慧的方式,但他们也一直都知道,有些种类的知识无法轻易以文字传递。就以对于绘画最微妙、最内在的感知而言,通常都是师徒间 ...
  文/高居翰 译/李 明

  全世界各民族中,中国人向来最崇尚以书面文字作为传递知识与智慧的方式,但他们也一直都知道,有些种类的知识无法轻易以文字传递。就以对于绘画最微妙、最内在的感知而言,通常都是师徒间口传心授,仅偶尔公之于世,付印为山水画或关键鉴定“秘诀”的文集或随笔,但精简或稀释之处在所难免。即使在中国论绘画类的文献中,这种情况亦不例外,尽管直到近代,中国这方面著作众多丰富,无疑是世界之冠。

  因此,以往不曾出现本书这样的著作,也就不能单纯归因于几百年来受到的忽视。本书的诞生,有赖于难得的机缘巧合—结合当代数一数二的中国传统鉴赏巨擘王季迁,以及拥有双重语言文化背景的提问者、诠释者徐小虎,后者具备知识、热情与耐心,引导王氏道出他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形诸文字的东西。透露这么多并不符合传统的观点,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回应本身就属非传统或传统上不会提出的问题。

  本书胜义繁多。仅就中国艺术家、收藏家的养成,以及如何让见解更敏锐的论述而言,本书就颇值一读,远非早先那些简略而传统的叙述可相比拟。我们可从中洞悉收藏的通则,例如宜让藏品内容保持流动,透过买卖或与其他藏家交换而改变,如此可同时提升藏品的品质与自己的眼力。我们可得知赝品的原委,如何制作,又(有时)可以如何察觉。我们也学到,那些传统“主流”中占有稳固地位的鉴赏家(王氏在这个角色上的条件当然更杰出)如何看待不同的主要与次要大师,为何会认为董其昌高过后来追随古典派的人,而牧溪的成就(在他们眼中)又为何因笔墨的弱点而黯然失色。我们也学到许多纸与绢、墨与颜料与毛笔的知识,还有墨施于纸上、墨或颜料施于绢上等无数的讲究。

  最后一项—笔墨或用笔—乃本书主旨,而如果认同书中见解,那么笔墨也正是(至少过去七百年左右)中国画家与评论者最念兹在兹者。诚如徐小虎在(当时的)引言中指出,这种强调很有价值,可矫正西方学者在中国绘画著作中忽略或低估此艺术层面之弊。

  在此也要提醒读者,不应过度解读王氏某些强调笔墨重要性的主张,或是忘记参照他别的论点。他在书中提及,曾与孔达(Victoria Contag)合著一本中国画家与收藏家印章的著作,也在别处谈到,该书曾遭人误用,将画作印章与书中比对,作为主要的鉴定工具。类似的危险,本书也可能有。笔墨是鉴赏中国画的重要准则,但仅是准则中的一项。笔墨有可能是判定真伪的决定性因素,此时原作与仿作的区别,可能主要取决于对大师之“手”的认识;但另一方面,在判断品质高低时,完全成功的画作必定是一连串不间断的力道与坚强的关系,从单一笔墨,透过笔墨建立的形式与形式结构,直到整个构图,此时笔墨乃是其中最小—或者说最基本的组成。王氏喜用歌剧作类比,他认为歌声(笔墨)最为重要,而熟悉的剧情(画作)正好有助于将注意力聚焦于此风格元素。的确,许多较晚期的中国画,特别是构成王氏鉴赏传统的核心作品,如果纯就画作来看,往往并不动人,但是这里有两项重要的“但书”:首先,对歌剧的态度已经转变,不论歌声多么优美,现在大多数评论者与听众也要求它具有戏剧性—观众当然知道故事,不过他们熟知哈姆雷特的故事,却仍一再观赏推陈出新的重演;其次,如果这种类比能完全成立,那么宋元名作—如黄公望或王蒙的重要山水画—近似的仿作或“表演”,只要笔墨够好,就可视为第一流作品,但事实上,整个中国绘画史从未有过这种案例,绘画从来就不是纯粹的表演艺术,如上述类比可能产生的推论那样。

  不待赘言,实地从事鉴赏时,王氏完全了解这一点(根据我与他共同观看数千幅画作的心得),他不仅看笔墨的内在品质,也看笔墨在建立形式,以及形式性或描述写实性的结构功能之作用。他在“无笔迹”的讨论中,认定此种特质“正是好笔墨的定义”,赞赏看来完全自然的笔墨,宛如鸟迹或房屋漏痕,却能同时“描述自然的面貌”。在对倪瓒的精辟讨论中,他把倪氏当做笔墨为重的典型例子(由于倪氏绝对“平淡”的构图,画面的追求与变化降到最低),但点出某件倪瓒伪作缺点时,却指引观者看到画中“远方的石头只是笔画的结合……说不上有任何实在的结构”。对比之下,真迹“几乎看不到任何不必要的姿态和笔画。倪的石头结构中存在有生机的内在逻辑”。作伪者的失败,在于“甚至没有成功地达到与倪瓒形似,他的画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

  任何类别的理论性著作,通常都会着眼于敌对者,熟知有待导正的普遍错误与误解。对十四世纪以降的传统鉴赏家而言,敌对者就是欠缺教养的观赏者,只会欣赏简单的图画性价值、“景色”,或装饰性美感,或某种明显的制式技巧。为批判这些缺失,发展出了一套特别的说辞,有时甚至矫枉过正,以致鉴赏家只专注于作品的笔法,而无视它作为一幅图画或一件美丽物品的存在。王季迁虽然不时运用这套说辞,却能以实际鉴赏家的身份超乎其上,而他在本书的主张,整体读来,精妙程度超乎其上。再者,部分得归功于徐小虎绝妙的发问,时而牵动他回头思考画作整体,或点出他的论点看似矛盾之处,迫使他想办法化解。

  总而言之,这本书耐心而有趣地教给我们观看中国画的另一种方式。任何读者只要仔细阅读,并不时参照书中插图,都会发现自己对这些无价艺术杰作的欣赏,已增添一重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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