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世交游如同读书。而于我，则尤以用“读”字为切。盖生性不谙世故，尤不喜以交游为猎，也就懒得去动“猎”这份脑子，反觉自由快活；加上时下的风气，更多有不适，于是便养成蛰居习惯。但自以为蛰居不等于封闭，不等于独学无友。陈师道诗云：“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心境每多如此。既如此，那就读点书：以文会友，以书会友，岂不快哉。因此，我之“会”学界精英、书界尊长朋友，大约十有九成是通过读书实现的。虽然时有不得亲炙之憾，但足不出户，而能得神交之乐，也足慰我心了。

    往时与鉴斋君之“会”，也是通过读书。不过毕竟未读其“全书”，所以印象中也只有“人年轻而好古学，书法犹称老道”等数语而已。后来终于有了与鉴斋其人面对面的时候，共两次。一次是在2001年第三届汉字书法教育国际会议上，在北京师范大学：一位青年发言，经打听，知道便是早已“读”过的鉴斋君。第二次见面，是在去年年底全国第六届书学论文评审会议上，在郑州。其时，大家忙着看论文，没有时间互相攀谈。一天晚上，我敞着门，鉴斋君彬彬有礼地进来，给我送了一册他主编的《华夏翰林·诗词丛刊》（2003年第1期）。略翻目录，即对眼前的青年人更增了几分敬意，于是便谈起大刊此期文章里提到的钱仲联、陈贻焮诸前辈（80年代中期，我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主管科研和研究生工作。为萧涤非先生的博士生李从军、林继忠毕业论文答辩事，曾邀请钱、陈诸先生来济，并曾陪同他们一起参观游览，陈先生有《游四门塔》等诗相赠），谈起古代诗词、格律、佛学和书法等，同时也才知道他在主编大型系列出版物《新经典学者丛书》和《类编中华诗词大系》等煌煌巨著。谈话间，不觉身心相凑。见得投机，鉴斋君飞身去隔壁房间取来一叠打印稿，说：“请徐老师提提意见。”我打开一看，是《鉴斋心语》。平生也爱读此类文章，以为必有益于我，便欣然拜读了。

    整天审读书学论文，早已是头晕脑胀。但翻览《心语》，竟然眼睛一亮，神志爽然了。

    时间早过子夜，万籁俱寂，而我心独不能平。

    回想初读鉴斋，我只是惊诧于他的沉湎古学和他的学术眼光与境界，一些学界耆老或有所不能者，而这位青年人居然能办到。而这一次却不同：我读到了他的心迹，读到了他的意志渊源，读到了他内心深处的苦痛。

    请听听他的心语：

    “我有一个自识：思考任何一种文化、艺术问题，不可以没有对人类、对社会文化精神的终极关怀。学术也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定意义上是文化的脊梁骨），我们这些人，虽然谈不上贤达显贵，于社会的变革，于历史的流转，我们是无回天挽澜之力。但我们读了一些书，懂了一些道理，知道大海也由点滴积聚而成。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我们不会在可能的环境下放弃对人文精神的关怀。”（《致廖晓君》）

    这种认识缘何而生？请再听他怎么说：

    “中华民族在百馀年间所遭受的苦难，在世界文化史上堪称罕见。……

    “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使我们的民族获得了挺起腰杆的历史机会。……

    “近几年……一大批知识精英……面对西方政治、经济的霸权我们渐渐意识到必须竭尽全力，尽快富裕强盛起来的同时，还有一项更重要、更根本的事业——重新审视中华文化的传统，寻找属于我们自己，又可以通行全世界的东方文化精神。即使我们暂时没有（今后也不应该有）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东方文化霸权的狂妄，但至少我们已经在重新认识民族文化中的传统精华，并意识到我们拥有比西方更加宝贵、更适合于人类生命延续的东西——东方文化精神。”（《东方文化与民族希望》）

    于此，我不仅读到了他那种传统文化人特有的为天下忧的情怀和在任何可能的环境下都不放弃这种情怀的精神，更读到了他这种精神和意志的渊源。它使我明白：鉴斋君何以能在并不具备良好学术环境下，长期坚持学术研究，并且不断推出优秀的成果。为了心中的这份执着，鉴斋君恐不知克服了多少困难，吃了多少苦。且听他的精神独白：“呜呼，男儿生世间，亦复难矣！平生碌碌，无所渴求，或颠倒于金钱物欲之间，此则非我之所屑；贻乎有关注世事，求真学问于现实，期于此生成就些许作为，则又与家人、世俗、生活相违者多。当今社会，正值变乱之秋，仁人志士，必将应时而生，二十一世纪之中华，非以精神为支撑，不足以立于世界。故当代文化精神之建设，乃关民族命运之大事。我虽卑微，不得入高等学府，不得居要位显官，亦无有名师指导。然自读书、思考以来，胸中每有非凡之想，自信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乃有良知。不将此良知诉诸人、启迪于人，胸中委实不适！”(撰述的苦衷)

    读到鉴斋内心深处的苦痛，我的心不禁为之大恸。

    于是，我想到时下学界、书界的风气，想到国家人才政策和招生政策。关系远一点的，且先搁下不说。关系近一点的，我想说说书法人才知识结构和学科建设问题。鉴斋君有言：“人文之学术研究，必欲兼通文史哲诸科，而后可得真实之见解。盖中华文化，从古有兼涉圆融之传统，古之士大夫文人，往往兼通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历算诸技，故其著术、创作包含各方面内质。今之人欲解读之、阐释之，必有综合之功力方可凑迫。”（《学者之兼通》）这种见解当然不能算是鉴斋君的专利，而早已是学界精英的共识，只是难在得诸肺腑、付诸行动罢了。鉴斋君能身体而力行，实难能可贵。用这种认识去看书法界，则更有许多话要说。2001年底和去年年底，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三届汉字书法教育国际会议和启功书法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分别向大会提交了《应该加强书法文化教育》和《启功·蒋维崧·书法人才和学科建设》两篇文章，里面就含有笔者在这方面的一些思考。简言之：书法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艺术形态，研究书法必须有多种学术支撑。也就是说，书法研究人才必须有多种知识结构。从这个角度来看书法学的学科建设，实在还有许多工作要我们去做。使我深感荣幸的是，拙见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也与鉴斋君的总体思路不谋而合。

    同时，我还想到有关学科的招生问题。我们考虑一部分有书法创作特长和书法研究基础的考生，可能会成为从一个角度支持书法研究的高层次人才，决定在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设“文字学（含书法学）”研究方向（去年改为“文字训诂与书法文化”研究方向）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由蒋维崧教授和我担任指导教师。本意是好的，也确有一些好的生源。可惜的是，因为在文字训诂和书法文化两个领域都有一定研究基础的人才本来就很少，再加上各种“硬”条件的限制，往往使一些有一定研究基础和研究潜力的考生淘汰出局，而各类成绩平平但勉强合格者又往往苦于难成大器。每与有关导师论及此事，多为之扼腕。比如说，像鉴斋君一类自学成才的青年人，如有较为宽容的政策，让他们能在学术氛围和研究条件较好的高校或研究部门学习工作，得名师系统指导，潜心学问，就可以免去他们许多“心里好烦”的世俗之苦，而对社会、对学术当大有裨益。

    不过，平心而论，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人才政策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正如鉴斋君所言：“有一个现实是我们深感欣慰的：近十几年来，我们的生存空间扩大了，生命的自由度大多了，将来一定会有更加宽容自由的生存环境，这是我们可以自信的。”（《致廖晓君》）更令人欣慰的是：我觉得鉴斋君以及与他境况类似的许多朋友，由认识到行动，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现在不仅已经取得了宽容自由的生存空间，而且也取得了宽容自由的学术空间和艺术空间，他们的文化气格、人文精神以及学术和艺术方面的才华，都能得以尽情展露，并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承认。这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事。

    郑州夜中曾匆匆翻检《鉴斋心语》一过，次日早餐桌上向鉴斋君略陈陋见，不意竟被谬称知音。鉴斋君坦言：“敢请为一序？”嘻！超也何斯人，敢逞能如此！然见鉴斋君索之诚，又不忍坚辞。于是勉强写了以上的话，聊记先读快意，称《序》则岂敢！

    2004年1月6日于山东大学三摩帝书屋(作者徐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与书法方向博士生导师，书法艺术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