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素称“文物之邦”。从良渚文化刻符到越国鸟虫书，从青铜文化到宋元的刻帖，从明清浙东的藏书楼到西泠印社……其间，杭州还一度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杭州山水造就了杭州文化，杭州文化孕育了杭州书法，文化性、地域性构成了杭州书法的主线。杭州书法大师辈出，群星璀璨，各领风骚，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一种浓郁和诗性文化精神。

　　杭州文化是诗意的文化。杭州书法自发展以来就与西湖紧密联系在一起，杭州书法是与西湖的诗性融为一体的。许多书法佳作表现了西湖的纪事性内容，这些书法艺术不但印记了时代风云，铭刻着西湖的沧桑，而且字字珠玑，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另一方面，书法与西湖自然景观融汇一体，与西湖景色形影相随。历代众多的书法家寄情西湖山水，挥毫题刻。书法名家书题西湖名胜，与自然的西湖秀色珠联璧合。他们的墨迹提炼出西湖的诗性内容，书写着道法自然的精神传统。

　　杭州书法与篆刻、石刻、绘画等艺术形态的诗性同构

　　杭州书法艺术，始终与篆刻艺术、绘画艺术、石刻艺术相呼应、相连结，同源共流，相辅相成。

　　散落在杭州众多山水之间的石刻，除部分是人物造像外，其他大多为书法作品。大麦岭东麓摩崖上刻的苏轼“大麦岭”题名、水乐洞洞壁上的“天然琴声”和“听无弦琴”石刻、慈云岭南坡北宋惟性和尚刊刻的《佛牙赞》、灵山景区摩崖上宋代杭州太守祖天择书写的“云泉灵洞”和明代汤洒书写的“大块一窍”石刻等，均为西湖石刻的名碑名帖。米芾所书的紫阳山麓“第一山”，则是摩崖石刻中的上品。立于张苍水祠内的《乾坤正气碑》，集张苍水像、颂张苍水诗和篆书碑额、正书碑题为一体，极具书法内涵和书法艺术的表现力。大气、沉雄令人叹为观止。书法与石刻造像、摩崖题刻相伴相生，使杭州书法艺术得以有更多的表现形态。

　　在艺术史上，历来有“书画同源”之说。书法和绘画相结合，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许多书法大家本身又是名画家。南宋的赵孟坚善画梅、兰、石，尤其精白描水仙，笔致挺秀，超尘绝俗，他的书法笔力雄健，纵逸豪放。宋末元初的画家、杭州葛岭玛瑙寺高僧温日观善草书，并以草书入画，精画葡萄，人称“温葡萄”，大书法家鲜于枢对他慕敬有加。黄公望、赵孟頫、董其昌、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陆俨少、诸乐三等名家巨匠的书画都具有这样一种意韵和风范，他们以书入画，或书中参以画意，妙手丹青，达到了书画俱臻的境界。

　　杭州书法家群体身份的多元维度

　　杭州书法家群体的跨度极为广泛，上至帝王将相书法家，下至布衣书法家；既有文人书法家，也有禅僧书法家；既有学者书法家，也有绘画书法家；可以说杭州书法史是所有书法家群体开创的集体书法史。

　　以政治人物论，吴越国王钱镠、钱弘俶善治书法；史册有载；宋代皇帝高宗赵构、孝宗赵眘热衷书法，留下名篇；清代康熙和乾隆两帝数下江南，题咏西湖，刻石为记。近代孙中山曾先后两次来过西湖，为秋瑾所题“巾帼英雄”是饱含深情、留香千古之作，其意蕴深厚，雄浑大气，虽寥寥四个大字，但它所包含人格的震撼力和艺术的感染力，当与“天下为公”题匾相媲美。以精英人物论，中国书法史上的领军人物，如蔡襄、苏轼、米芾、赵孟頫、董其昌、吴昌硕、康有为等，都曾经活跃于西湖之畔，各领风骚，为西湖增光添彩。还有众多的文臣武将，如白居易、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文天祥、刘基、阮元、左宗棠、林则徐、岳飞、韩世忠、于谦、张苍水、戚继光等在为官理政之余，赋诗咏叹，为杭州留下了他们的墨迹。以布衣书家论，宋代的林逋与清代的俞时笃是突出代表。

　　在书法艺术特质上

　　杭州书法崇帖尊碑，兼收并蓄，相得益彰

　　在杭州书法发展的历程中，既有帖学集大成者，如赵孟頫、董其昌；又有碑学大师，如邓石如、吴昌硕、康有为、赵之琛、赵之谦、徐三庚等。更有碑帖兼之者，如沙孟海、陆维钊等。他们所体现的书法艺术既有雄健之美，又有圆润之秀，这给人一种全方位的视觉，一种高境界的体验。

　　初唐的褚遂良是一位善于融汇南北，熔铸碑帖，博采众长而自成一家的书法大家。继欧阳询、虞世南后，褚遂良扛起了唐楷尚法的大旗，对后代书法影响深远。现代的沙孟海书法气象高华，为阳刚一派的高峰。而他的书法艺术成就，来自坚持“走转益多师、兼收并蓄”的艺术道路。他晚年所作巨幅“龙”字、《满江红》、灵隐寺的“大雄宝殿”等，郁勃苍劲，力透纸背，达到了人书俱老、炉火纯青的境界，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