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不能“装”

　　专家观点

　　“水墨人物画的问题很特殊，我们争论了几十年，今天想把话说清楚依然拗口。 ”谈起水墨人物画，晏阳说自己教学、创作几十年，思考起来依然感到很困惑。 “时代在变化，中国画要发展。一味痴迷于文人墨戏或全然得意于偶发状态远不能触及人物画的神经中枢，浅层次吸纳再多外来的东西亦非纯化中国画语言。人物画天生就承载着与山水画、花鸟画不同的使命。里面的核心问题，说到最简，依然是造型与笔墨的纠缠不清。 ”

　　上世纪90年代初，晏阳考取鲁迅美术学院研究生，师从中国画艺术大师王盛烈，主修人物画。晏阳说，水墨人物画不像山水画、花鸟画那样，传统和理论都很系统，相对完善。传统留给水墨人物画可以直接继承的东西很有限。爬行其间，甘苦自知。

　　文人画的出现给中国传统绘画带来太大的改变……支撑和成就文人画理论的是山水画和花鸟画……今天的水墨人物画可以直接借鉴和继承的东西十分有限，在理论思考上带来不少尴尬甚至混乱

　　“我们今天所说的水墨写意即所谓‘文人画’。文人——业余画家，业余画家笔下的东西成了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传统绘画的主体，‘反客为主’，这很特殊，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极其特殊的现象。 ”

　　文人画的出现给中国传统绘画带来太大的改变，一旦被“文”化过，中国绘画便从描摹外物走向了精神诉求，从客观呈现走向了主观抒发与宣泄，于是境的拓展、意的追求、趣的把玩等等便成了绘画的主旨。晏阳说，与此平行的是对笔墨的突出强调，笔墨可以具有不依存于客观物象的相对独立性，它不仅是种形式美、结构美，而且在这种形式结构中能传达出人的种种主观精神境界以及 “气韵”、“兴味”，从而使中国画获得了一种遣兴寄意的功能，同时也指向了更深的文化内涵和更高的精神品格。

　　但同时，另一方面的问题产生了。萌于唐，成于宋，盛于元的文人画把绘画的功能几乎完全定位在主观抒发和自娱自乐上。“事实上，支撑和成就文人画理论的是山水画和花鸟画。人物的表现在文人画里从来都是弱项，留给我们的只有梁楷、石恪等极少数画家和极少数作品，较之浩若烟海的山水、花鸟，简直少得可怜。 ”晏阳坦言，今天的水墨人物画可以直接借鉴和继承的东西十分有限，在理论思考上带来不少尴尬甚至混乱。 “试想，把这样一种 ‘不求形似’、‘聊以自慰’、只在笔情墨趣里遣兴寄意的艺术规则平移到人物画上，麻烦多，理不清，不是很正常吗？ ”

　　人物画，由于表现内容的特殊性，其自身的艺术规律也就显而易见。随着人物造型功力被推到焦点，画家抓取形象特征的敏锐，捕捉人物性格、气质的果断以及探索人物精神世界的睿智便天然地成为了评判的首要标准。 “简单地说，造型的地位突出了，造型的要求也提高了。这是人物画以外的题材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或者说，造型的问题在山水画、花鸟画里并没有表现得那么集中和突出。 ”晏阳以黄宾虹为例，“他的山水画，笔墨恣肆纵横、古拙老辣、苍润华滋，而花鸟画的笔墨却相对严谨，多了些形的观照。可见，同是文人画经常表现的题材，花鸟与山水在对‘形’的关注上，程度已然不同。 ”

　　“以形写神”，形究竟还重要不重要？是神更重要还是形、神同样重要……“似与不似之间”到底是个多大的范围……关于水墨人物画的造型与笔墨，似乎永远纠缠不清……提高对于人物造型的关注，才是跳出笔墨官司纠缠，推动水墨人物画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中国的水墨画在文人画艺术主张的引领下，笔墨的地位日渐提高而造型的追求却逐步消解。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人物画笔墨与造型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以形写神’，形究竟还重要不重要？是神更重要还是形、神同样重要？ ‘似与不似之间’到底是个多大的范围？ ‘意象’的艺术规律在哪里，技术上如何把握？太多的问题缠绕着大家，关于水墨人物画的造型与笔墨，似乎永远纠缠不清。 ”

　　晏阳说，写实与写意，严格精准和逸笔草草都还只是问题的表层，重要的是，致力于把握形象的深度，不让艺术探讨停留在浅层次上。 “几十年来关于水墨人物画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各种观点交织碰撞，引发了许多艺术思考，也深刻地促进了水墨人物的创作。应该说，多样化是艺术发展的良好状态。然而从人物画本身出发，问题主要集中于人物造型上，因为无论如何，人物形象永远是人物画的中心内容。 ”

　　“不同主张、不同观点之间的理论探讨、艺术争论是好事，相互指责就无聊了，于中国画发展不利，不是建设性。 ”晏阳推崇有“建设性”的讨论。

　　他认为，在水墨人物画里，笔墨意味的追求与造型意味的追求密不可分，经常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因而笔墨语言的研究探索过程实际上是与人物造型的研究探索相生相伴的。更多地注重造型基本功的磨砺和锤炼，提高对于人物造型的关注，才是跳出笔墨官司纠缠，远离‘概念陷阱’，超越思维障碍，推动水墨人物画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

　　如法炮制，只剩下圆熟，绘画的特质所剩无几，今天的水墨人物画坛上，这样的画家，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失却了真诚，技术的熟练只能导致小气、匠气、俗气、江湖气。书写性是水墨写意语言生命的全部，绝不是只靠技术支撑起来的，是感情活动的结果……圆熟、做作、摆腔调都生不出书写性……留在纸上的痕迹无从预先规划设计

　　近年来，关于中国画的创作问题始终受到关注，当中包含着许多争议性话题，对此，晏阳表示：“我听不了导游半导体喇叭里的说辞，滚瓜烂熟却难以入耳。正如某‘大师’的画，不是不好，也难说有多好。如法炮制，只剩下圆熟，可以用心玩味的东西已经匮乏，绘画的特质也就所剩无几了。其实在今天的水墨人物画坛上，这样的画家，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大行其道。原因有很多，比如商品画的冲击、画家急功近利、艺术认识的肤浅、各种笔会上画家‘表演’的贻害……”

　　那么，水墨写意的艺术特质究竟体现在哪里呢？晏阳说，体现在“书写性”三个字上。

　　“书写性总是呈现出某种随机、即兴的特质，是理解后的感觉、感觉中蕴含的理解。书写性是水墨写意语言生命的全部。书写性绝不是只靠技术支撑起来的。书写性的产生是感情活动的结果。圆熟、做作、摆腔调都生不出书写性，因为那里面早已没有了真诚。失却了真诚，技术的熟练只能导致小气、匠气、俗气、江湖气。 ”

　　晏阳说，中国画不能“装”，装潇洒不行，装古拙也不行，装老装小都不行。 “书写，可以一挥而就，可以娓娓道来；可以激情澎湃，可以润物无声；可以大气磅礴，恣肆潇洒，也可以朴素中肯，一五一十……但无论怎么‘写’，其内核永远是真诚，是情感投入，是言而由衷。 ”

　　“从单一的技术角度解释不清楚中国画的笔墨，就缘于笔墨不是炫技的媒介，而是精神的载体，缘于人情感活动的复杂，心理体验的丰富，精神世界的多样。 ”他强调，伴随着艺术表达进程的推进，画家的情感无时不在与对象的碰撞中生发着，变动着，深化着，于是那留在纸上的痕迹也便成为了情绪、情感、感觉和体验的记录。而这一切都无从预先规划设计，于是，书写性与“真”水乳交融、互为表里了。

　　晏阳认为，一幅画的绘制过程就如一次长途越野，成功的保障是心智和体魄，是随机应对变化的知识、经验和能力。感到自己越来越“胸有成竹”是件危险的事，事实上已经很难进入精神表达的层面，已经与艺术渐行渐远了。 “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被两个农民工粗糙的演唱打动，一如为凡·高热烈的赤诚、齐白石透明的本真动情。感动我们的未必是精致和完美，而是那里面的情和真。 ”

　　对水墨人物画作深入的富有建设性的研究与探讨，就必须把笔墨的理想熔铸于造型的追求，将二者视作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进行同步探讨

　　要做到通过手中的毛笔抒情达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对艺术家来说，感情投入不是一种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是一种内在的专业素质。

　　“我和研究生讲，其实即便是人物写生也远不是现象的记录，而应是情感的记录。 ”晏阳常把“艺”和“术”分开说，“‘术’很好理解，一般地说，是经过反复训练而形成的某种技能或特殊技能；‘艺’呢？复杂了，当中包括文化认知、情感体悟、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精神气质、性格特征、审美理念等等。太多的东西都在里面，所以才有所谓‘画外功夫’的说法。 ”

　　因此，他提出，“画外功夫”要在漫长的艺术学习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和提高并使其升华。“古往今来，许多经典的或优秀的画作无一不是出自文化素养全面、精神品格高尚、思想深刻、艺术技巧高超的画家之手。 ”

　　说起当代水墨人物画的优秀作品，晏阳列举出很长的一串目录，其中有世人熟知的王盛烈的《八女投江》，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等等。此外，他对与他同龄的画家袁武的作品 《东北抗联》也十分赞赏，认为是近几十年来水墨人物画创作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晏阳说，关于中国画若干问题的争论几十年来从未间断过，而水墨人物，至今依然是最为沉重的话题。不同观念的交叉，多种观点的争论，增进了水墨人物画的长足发展，但接下来的探索依然艰巨，道路依然坎坷，依然充满焦虑和困惑。

　　“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中国当代艺术必将随之出现新的转型。日益浓厚的跨文化语境要求我们树立代表中国主体意识和文化自觉的价值观念，并以这种观念体系来连接传统与当代，构建自我本身。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我们的艺术实践更应多些理性，少些盲从和浮躁。 ”

　　他认为，想要对水墨人物画作深入的富有建设性的研究与探讨，就必须把笔墨的理想熔铸于造型的追求，将二者视作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进行同步探讨，在对个体生命的解读中去张扬笔墨的审美价值，讲求水墨语言的文化品格而拒绝陈腐，立足于时代审美特质去推演语言的范式而不去追逐时风，以一种不激不励的状态去思考和体悟、选择与扬弃，去整合文化认知和审美体验，去纯化艺术语言，构建人生与艺术理想。 □本报记者/王 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