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与篆刻作为高等艺术教育专业学科的建设，源于上世纪60年代潘天寿有感于日本书艺教育，在文化部会议上提出的倡议。这一倡议，不但使中国美术学院成为了高等书法教育的开创地之一，倡议之初就具有的“为往圣继绝学”的危机意识和开创意识，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与篆刻教育的精神传统，其具体的内容就是在深入研究中国书法传统的基础上，强调固本培元、以学养书，兼重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创新。50年筚路蓝缕、前赴后继，是几代人学术生命的接力，是中国书学教育学术思想的历史性跬积。其中，贯穿着的基本品格，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是“为往圣继绝学”的危机意识和使命精神。书法教育被潘天寿一代先师提出，不仅是作为一种独特的技艺传承，而且是对一种正在式微中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拯救。他心中涌动的是对这个传统中所包含的可见和不可见的文化内涵的深深依恋，是对从文学、诗学到文字学、书学的传统之链在现代的断链和异化的深切忧患。他洞察到了中国绘画面临西学东渐而无可避免的变革命运，而书艺与书学却因其独特性而独步世界艺坛，进而能葆有东方精神的内涵，意识到了毛笔笔锋上所连缀着的传统文化，希望拯救正在迅速消失的传统的通人之学。50年过去，中国书艺没有消亡，反而发展成为万人的艺术。但在表象的繁荣之中，其文学、诗学与书写之间的断链的现象仍未改善。电子媒介时代的键盘书写已经切断青年一代的日常书写与传统书法之间的血肉联系，那包含在毛笔书写中的中国人的世界，似乎渐行渐远，书法日益变成为一种“专艺”，变成为一种“好看”的技艺，久而久之，它的精神性内核必然模糊。我想，潘天寿以降的一代代书学学者们深怀的危机意识远未消除，他们关于传统文化的拯救精神正是书学之路不断发展、代有拓新的内在动力。

　　其次是以学养书、研史通今、理论与实践兼重的研学传统和书者之风。“读书万卷始通神。”中国书学从来是千秋百代读书人的心灵结晶和精神产品，其墨迹仿佛沙漏，流淌着的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文人的情怀与胸壑，跬积着的是他们全面的学养和文化内美的深度。潘天寿的学养和识见自不待言，陆维钊的诗学研究、沙孟海的史学研究均学有专攻。所以他们将书学研究看得十分清楚，既重书技，更重书外之学。1977年夏，病榻上的陆维钊为首届书法研究生手订教学纲要，将纲要分为9个部分、60个问题，涵盖书法本体及书学的方方面面，集书学研究的诸多关怀为一体，并前瞻性地洞识未来历史的路向。1980年6月，沙孟海在病中所写的《与刘江书》，既强调小篆形体结构和正楷功夫的书家训练的要务，又强调“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的学问基础和阅读、查考古书的能力，强调以学养书、抗志希古的重要。如此真知灼见，既显一代书法大师的博取约守、潜心独见，又怀文化学者闳约深美的胸襟。潘、陆、沙一代大师的学识还奠定了一种重视临摹、强调从墨迹和精神上追摹往圣、磨炼识力和心灵的重要传统。这种研学的传统因抗志希古、追怀深远，是书艺传统活化更新的重要资源与能量。

　　第三点基本品格是书艺创作的独立意志和多元格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美院的首届书法研究生。同那个时代的许多艺术青年一样，他们亲历了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院校秩序重建、另一方面不断禁区突围的文化境遇。具有扎实的书法传统基础的他们，深明这个传统的博大和它所临对的危机，同时从最早的欧美留学生和国际文化交流那里，了解到这种东方性的书写与内涵对于西方当代艺术变革的吸引力，以及书学世界所蕴含着的某种超越性的东方力量。于是他们形成了各自独立的追求，或重书法史的研究，重学养与品格的熔炼；或潜心传统书法与篆刻的研究和拓新，在人才培养、教学实践、课题研究等多方面倾注心血；或努力构建书法学、篆刻学的学科体系以及学院派书法的探索；或站在书法本体与当代艺术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前沿，演习书艺的前卫实验。他们的研究著述、创作展览、艺术活动、教书育人，形成了丰满而极具个性特征的整体。这个整体不是一般书家的风格化的追求，而是将书写赋予新的时代性内涵的创造，在生活大格局中重建书学的人文关怀。

　　今天，书法创作表象繁荣的另一边是当代书写的深刻变迁，书艺作品的高价奇观掩盖不了独创性和深度研究贫乏的事实，中华文化的全面学养仍需要长期的跬积。我们当以学子的赤诚，在这条道路上追蹑先行者的脚步，领受思想和品格上的磨炼，担负起代代传承和发展的伟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