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文艺术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理事；广州美协常务理事，花鸟画艺委会副主任、理论委员会委员

　　这是一个敏感的题目，弄不好，轻易便落得个“保守”的骂名——在今天，国画还有什么边界吗？为什么要人为设定一个界限？探讨一个画家画的是不是国画，似乎是只有我们中国才有的事情，好像没有听说过外国有人探讨毕加索画的是不是油画之类的话题。这又是为什么？

　　其实“杨之光画的是国画吗”不是一个新问题。根据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的说法，在上世纪50年代，曾有人批评杨之光是用国画画水彩。据说当时杨之光的态度是：“其实我真的是用国画画水彩，我当时就是想这样去改变传统的。”答案让人很意外。

　　当年对杨之光不是设问，而是批评。但今天，几乎连设问都不能成立了，引用网络词汇，只能叫“弱弱”地发问。这又是为什么？是时代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这数十年来，一方面是画家对“改变”、“创新”的热衷；另外一方面是批评家对画家“改变”、“创新”的热捧，这是否造成今天这一局面的主因？不少批评家越来越多“考古学家”思维，对任何细小的画家信息孜孜以求，却对有关宏旨的文化品格忽略不计，说这才是“个案研究”、“学术研究”。谓之批评家的“考古癖”如何？因为文化品格不好谈，很难有研究成果，不容易得到喝彩；“考古癖”则显得很时尚。

　　几年前受某大学之邀，送了幅作品去参加该大学主办的书画展。画的是山水画，漆黑的夜里漫天飞雪，天地苍茫中独有茅房内的一豆黄灯，让人心生暖意；灯畔画一人，正挑灯夜读；粗写几笔，算是书本，自然是线装的。起题目时情不自禁题上了七个字：“雪夜闭户读禁书”。自觉笔墨、意境俱有可观处。画展开幕，到了现场，扒开熙熙攘攘的人群，发现画作装裱得挺好。正自欣赏，忽然发现题目少了一个字：雪夜闭户读……书，“禁”字被硬生生抹掉。

　　少了一字，意境大变！遂找了主办方，对方说这里毕竟是大学校园，不提倡学生读“禁书”，所以就把“禁”字去掉了，其实意思还是完整的，而且“禁书”也包括在“书”里头嘛。我说，意思还是那个意思，但意境已经不是那个意境。他问我，“书”的境界难道不比“禁书”的境界要高吗？我哑口无言，也不方便说艺术的不可言传之美被他那一改而烟消云散，只得安慰自己：从此认识到大学也成了艺术“禁”区，也算一获吧。

　　某些画家、批评家和该“主办方”，是否存在一致之处？

　　杨之光

　　1930年生，广东揭西人，擅国画。曾随高剑父学中国画，并正式成为高氏的入室弟子。曾任广州画院国画系主任，教授，副院长，美协广东分会理事，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岭南美术专修学院院长，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广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名誉顾问，广东省文史馆名誉馆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