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劲：关于展览这个展览是对当代艺术的思考，当下我们应该做什么的展览才能够对中国文化产生发自内心的尊重？这种声音是否代表了社会的关怀？实际上，一开始我们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介入这个展，但当主题定下来后，选择艺术家成了一个难题。我们定下的主题是“水墨”，水墨在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我眼里，山山水水、花花草草已经变成了一种廉价的可以随意生产的产品。这么多年有这么一些优秀的艺术家在思考水墨，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所表达？作为三尚艺术馆的总监，应该怎样去表达这种需求？多方沟通之后，我们最终选择了六位艺术家。我在选择时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他”必须至少有十年的沉浸于水墨的经验，对水墨本身的理解和别人不一样。同时，他们内心必须要有一种“必须跨出去”的东西，通过这次展览表达出来，不被资本力量和自己惯有的习惯所约束。关于艺术家和诗人他们能不能将中国传统水墨里的“DNA”和对社会的回报通过作品展示出来？我很欣喜地看到，至少到目前为止，我的选择没有失误。他们一直带着“诗书画”的概念，无非是表达方式不一样。什么是回报传统？难道是要死抱传统、回到原始在石头上画画才算是吗？我们拥有这么强大的文化积淀，我们如何走到现在？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变化的东西太多。看到我所选择的艺术家，自己有一种满足感。花俊在现场的制作让我非常震撼，这种书写没有离开传统，王天德改变工具的书写没有离开书写，黄俊的超浓墨在造型基础上转向山水的书写也没有改变书写，张浩的东西看起来寥寥几笔，人人都会说“我都会画”，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很难。管怀宾的艺术看上去是庄子，但他在日本的几年一直在坚持书写，没有离开过毛笔，王冬龄先生有着非常独特的思考，他的核心还是中国的书写。这次诗人的介入如此之深，诗人和艺术家之间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诗书画绝对没有离开水墨，但诗人是不是离开了艺术？曾经双方那么紧密的联系是否还存在？这次诗人对艺术家作品的解读让我十分意外，我能够读的懂。我们的艺术批评是从西方舶来的，而中国的诗书画本身就是一体的，不存在批评概念。诗人对艺术的理解很不一样，或更简单，或更偏颇。我对这个过程很感兴趣，希望在接下来的持续活动中。关于学术主持为什么我会请来三个国家的学术主持人？一般一个展览就一个，我是试图在跨越视野、跨越过节的角度下、在当代社会和经济的环境中考量当代艺术的存在。张颂仁（中）可以说是当代艺术的灵魂人物，罗伯特C.摩根（美）关注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多年，北川弗兰（日）策划的越后有妻三年展让我非常感动，威尼斯双年展根本没法和它比。他对社会的关怀和对生活的直接介入也是我们这次展览的意图之一。张颂仁：

　　所有展览、写作，心目中都有观众，都期待呈现效果。展览的形式是现代的东西，它的介入意味着什么？三尚这次展览通过艺术家和诗人的对话来将鉴赏和创作相结合，将观众和创造者拉在一起，视觉创作和文学作品拉在一起，很不错。 我们现在已经非常西化，拿传统和西方对话，也就是和我们自己对话。

　　85新潮的时候，杭州是一个重镇，现在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后方。

　　张浩：关于展览子劲当初找我时我反对参加，后来觉得很好，参加了。因为我认为杭州这个地方已经不需要展览了，它曾经的辉煌历史已经过去，上海北京还有可能。但这里还是存在水墨，虽然我对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希望。咱现在已经处于后现代景观，有必要去呈现以下我们所做的工作。关于作品我的作品完成的过程是对空间的一种认识，作品一旦展示，更是对空间的一种关系，当观众从流动的空间里走到我的静止的空间里时，会发现我对作品的考虑，包括作品的高低、位置做了限制，还做了一个小小的干预-在地面上回出现一个形状，这也是我对空间的认识。作品完成的过程可能也是多维的，但结果还是平面的。展览的结果是静止的，我想在静止的一刻感觉到空间的存在，这就是我的目的。管怀宾：

　　你们来找我的时候正好春暖花开，但是我感觉“春暖花开”里面似乎有一种不太健康的东西，后来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产生了“醒”这个字，如同放入柜中的葡萄酒一直在醒着，这个过程、时间、礼仪很有意思。这个时间和重要，它包含了我们做事情的最本质的一些东西。在中国，水墨从来不是问题，文化也不是问题，问题是拿文化说事的人，最后还是醒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