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板上的“亦大矣岂不痛”六字与目前存世的各种版本《兰亭序》（包括墨迹本、刻本两大系统）相比，更加符合梁武帝评王羲之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评论，也和现存王羲之的其他书法作品如《快雪时晴帖》（台北故宫藏）、《初月帖》（辽宁省博物馆藏）、《丧乱·二谢·得示帖》（日本帝室藏）、《大道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孔侍中帖》（日本前田育德会藏）、《频有哀祸帖》（日本前田育德会）、《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虞帖》（上海博物馆藏）、《十七帖》（上海市图书馆藏宋拓本）、《行穰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 ）等书写风格和书写习惯比较一致。

    北宋汝窑《兰亭序》六字瓷板上的“趙”和“神品”两枚印章代表了北宋宫廷《兰亭序》收藏的最高水平，因避讳的原因，“趙”字只能是赵宋皇帝的代表，“神品”说明皇帝对《兰亭序》书法的崇拜，在现存国内外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兰亭序》中，北京故宫的冯承素本（又称神龙本）上亦有“趙”和“神品”两枚印章，但之前的专家们根据其后元代大收藏家赵孟頫的题跋，误以为“趙”是赵孟頫之印。“元祐元年”即1086年，乃宋哲宗皇帝（宋徽宗的哥哥）的第一个年号。“道”字可能与宋朝皇帝笃信道教有关。

    熟悉书法史的读者都了解，1965年5月22日，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在第六期《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真伪》一文，挑起了著名的“兰亭论辩”。郭沫若先生依据当时南京象山地区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和谢鲲墓的两块墓志，认为王谢墓志上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殊，由此断定《兰亭序》从文字到文章，都不是出自王羲之之笔，并且推断后人所崇拜的王羲之字迹大都不是王羲之自己写的，《兰亭序》是伪作，其文章和墨迹均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孙智永所依托。1965年5月22日，郭沫若在第六期《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真伪》一文，将此观点公之于众，顿时掀起轩然大波。从而引发了对汉到魏晋500年书史的怀疑，六朝以下书史、书评也受到冲击。郭沫若的论断将会使中国书法史重写。 南京著名书法家高二适撰文反驳，认为郭沫若以两块碑石而断东晋只有隶书一种字体，孤证不立，偏难概全。高二适还写下《<兰亭>的真伪驳议》。然而，因为郭沫若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相关报刊均退稿。于是高二适将文章寄给章士钊。章士钊将高二适的文章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看了章士钊的信及高二适的文后，写下了“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高二适的文章才于1965年7月23日的《光明日报》全文发表，由此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兰亭序》真伪大辩论，这场辩论延续至今，没有定论。《兰亭序》真伪之争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第一大憾事（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言）。

    北宋汝窑“兰亭序”六字瓷板的面世，将为起始于1965年的“兰亭论辩”画上了句号，也将彻底解决困扰中华民族1000年的《兰亭序》真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