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文学的书法，给人一种清雅之气，这与他的相貌有一定的反差，可见 “书如其人”与人的相貌外表关系不大。有时看起消瘦单薄、内向的人，书风往往大气豪放；看起来魁伟壮实，外向的人，书风往往清秀典雅。因为艺术品是作者内心的独白，心灵深处的绽放。书法创作的历时性决定了作者在快速的、不可逆转的书写过程很难做过多的矫饰，所以更能反映出一个人心灵深处的情性来。

观察文学的书法学习、创作过程，发现他对清雅书风的追求是一贯的，没有随风而动的现象，这是一个成熟书法家的标志。清雅是一种高品格的审美取向，这一审美取向不仅是一种基本的艺术手法，而且也是“意境”的基本美学要求和特征之一，它深深扎根于中国艺术传统中，凝聚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文学为了实现这一风格追求，在取法上一直以“二王”体系大师的经典名作为对象，十多年来将主要精力放在临习二王、孙过庭、米芾、董其昌诸家的经典名作上。经过长时间的研习之后，他认为在书法的继承与创新中，只有将前人作品中的精华与自己的情性和审美追求找到最佳结合点时，才能将所学化为己有，方能激发个人最大的创作潜能。这在历代“二王”一系的大师身上可以得到证明，如唐代诸家同时向王羲之取法，但结果不同，虞世南得其美韵，欧阳询得其秀，褚遂良得其意，薛稷得其清，颜真卿得其筋，柳公权得其骨等等。于是文学在创作时将前人经典作品中适合自己的成份进行转化、放大，来强化自己的书风，真正做到了在继承中求创新。

要实现这种书风追求，落实在技法层面上，首先在用笔上需要做到简洁。要做到这一点，就需书法家具有极强的控笔能力，落笔要做到干净爽利而无停滞。一些人在追求简洁时则滑向了简单。点画如果走向简单，作品就无法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召唤结构，同时也就失去了生发内容的所在。所以要真正达到点画简洁的高度，还必须要求点画具有丰富性和多变性。欣赏文学的书作，每个点画简洁、凝练而丰富多变，一点一画都是作品整体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具有增之一分太长，减之一分太少的精准性。而且也做到了虚实相生，凝练简洁“实”的点画能给“虚”的生发留下空间，使得点画之间有一种灵动和张力，流露出一种生命活力。可以看出文学在创作之时，已是意在笔先，下笔从容自信，在轻松自然的状态之中随着书写的行进，将点画摆置得十分到位。如果要形成一种清雅的书风，在结体上最好做“减法”处理，“减法”在字法营造上比“加法”难度更大，因为“加法”更具有进行摆置、弥补地余地，而“减法”就需要在书写的行进中须精准的将每个点画摆置到位，反之，一点一画就破会了作品的整体结构。文学在字法营造上具有很强的驾驭能力，结构安排恰到好处，并能在平稳中求变化，寓动于静，看起是无惊人之态，品之则回味无穷。文学在用墨上，也是经过了一番认真思考，选择与其书风相吻合的“小墨法”。在中国书法的墨法演变过程中，我认为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明中期以前，称为“小墨法”，就是在书写之前将墨与水调和到适合作者创作的最佳效果，在书写过程中不再进行墨水浓淡的调整，墨色在书写的快慢、提按和进行中产生一种自然的轻重、浓淡、干湿变化，这种墨色变化没有大起大落，自然微妙，具有一种文静之气。明中期以后，由于书写幅度变大，生宣、羊毫笔的使用和审美观念的变化，出现了“大墨法”。书法家在书写的过程中随时进行调整墨与水的关系，达到水墨交融的效果，墨色变化大气大落，极具视觉冲力。文学在墨法上选择了前者，在书写的自然状态之中产生了一种丰富而微妙的墨色变化，与其笔法、字法形成一个统一体，来为书风的形成服务。可以说文学通过简洁凝练的笔法、寓动于静的字法营造和微妙的墨色变化，成功地实现了他的书风追求。

文学认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家，就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法家首先要能潜下心来研习创作和学习理论。因为一个成功的书法家首先要有娴熟的技法，并形成自己的书法语言，这需要一个漫长的锤炼过程；进而还要有深厚的学养来不断地滋养、提升作品的品格和内涵，这则是一生的事情。所以就需要坐冷板凳，静下心来读书写字。其次需要通过远游，增长见识，开阔心境，丰富人生阅历。有了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经验，并对这些经验、体验进行“内视”“内听”，才能形成作者广阔的心理空间，在书法创作时“胸次洒脱，中无碍障”，落笔便无尘俗之气，方可将人性最为深处的情感表现在作品中。文学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做的。一方面潜心研习书法和积累学识，一方面时常奔赴全国各地进行学习、交流。

文学兄问道 于马国俊先生，是马国俊先生清华大学书法高研班中的佼佼者。马国俊先生在教学中不但要求学生“动”“静”结合，“内”“外”兼修，“技”“道”并重，而且要求学生将书法放在哲学、文化和社会学的高度上去考量。有这样的导师，再加上文学的天赋才情和不懈努力，他的书法必将会不断突破，超越自我。（文：刘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