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讽刺韩国申遗的漫画

上周，韩国要将“暖炕”申遗的新闻再次刺激了部分国人敏感的神经，于是乎此前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韩国视频所引发的“活字印刷术之争”，甚至再之前的“端午申遗之争”、“韩医申遗之争”都纷纷再度被翻出来成为一些人尖酸批驳的目标。事实上，“暖炕”的译法颇有误解之嫌，韩国方面计划申遗的“温突”（Ondol，音译）地热取暖系统与我们想当然以为的“北方火炕”并不相同。

就和之前多次上演的误会一样，误读与过度解读在以讹传讹中成为了“事实”和“刻板印象”，韩国“文化遗产窃贼”的嘴脸进一步被强化。就在一些网友展示自己嘲讽挖苦才能的时候，我们可能又一次错失了冷静思考的机会，错失了一个可能有所收获的机会。

“大户心理”

部分国人：这样也可以？

纵观近几年来中国民间对韩国申遗尝试的反应可见，相当一部分人在看到新闻标题的一刻，常会语带不屑道：这样也可以？似乎韩国在大庭广众之下拿出自己破破烂烂的老物件冒犯了他们，且不说这些老物件的“归属之争”，单单韩国的这份“敝帚自珍”就让他们觉得可笑。

诚然，作为世界上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最多的的国家，中国坐拥30余项“非遗”项目。没有人怀疑中国作为历史文化古国的卓著地位，然而国人中也有不少人怀着“遗老遗少”的“大户心理”：我们家里的好东西多得很，你们的那些都是小玩意儿。

岂不知，中国当前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并不乐观。

“我国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很多法律和规定，在一些地方，根本没有很好地落实，成了一纸空文。”3月9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记者会上，谈到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时，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委员表示“忧大于喜”。

在冯骥才委员看来，近年来，在国家层面，我们在文化遗产保护上，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2011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并于当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

“然而，在具体落实和执行中却走了样。”冯骥才委员反问道：非遗法公布3年多了，谁见过媒体公布了一例执行非遗法的案例？

“没有！没有人执行！”冯骥才委员激动地说，“在很多地方，国家的非遗法成了一纸空文！”

70年前，11岁的王治升跟着父亲在山间学唱古羌经文的时候，不曾想到父亲所吟唱的句句都是珍贵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像他这样能熟记经文的羌族“释比”已寥寥无几。

王治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羌年”的传承人。2009年，羌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中国入选该名录仅有的七个项目之一。

羌人信奉万物有灵，释比被尊奉为可以连接生死界、直通神灵的人，是羌族中最权威的文化人和精神领袖。

由于羌族没有文字，羌族文化的延续都只能通过“口传心授”传承。在这一过程中，释比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从祭祀还愿到结婚建房，从驱邪治病到送老归山，羌族一切重大活动都离不开释比的存在。在羌年的庆祝活动中，释比开坛唱经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然而，时至今日，羌族30多万人口中能真正被称作释比的仅有40余人。

记者在河北、青海、陕西、四川等省份调研了解到，近年来，我国“非遗”保护成果显著，保护理念深入人心，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逐渐形成。但同时仍面临“重申报、轻保护”，代表性传承人年龄老化、传承主体流失严重、“非遗”项目消失过快，非遗保护人才匮乏、经费短缺等方面难题亟待解决。

很多地方政府提出要大力开发当地的文化遗产。“开发”一词的使用，遭到冯骥才委员的极力反对。他说，对于文化遗产而言，“开发”是个野蛮的词汇，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对自己的文化遗产使用“开发”一词，联合国用的是“利用”，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用的是“活化”。一些地方政府忙于“开发”文化遗产，目的就是希望从文化遗产中“开发”出钱来，他们忘了文化遗产最需要的是保护和传承，而非“开发”。

冯骥才委员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已收录国家级非遗1219项，省级非遗8500多项，但对这些非遗的保护，基本靠传承人“单打独斗”，哪一天传承人离开了，某一项非遗也就随之消失了。

目前，国家规定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每人每年可以获得1万元的补贴。“可是这笔钱中央拨下去后，又有多少真正到了传承人手中呢？”冯骥才委员说，“这笔补贴到了地方后，往往都被有关部门‘消化’掉了。”如此一来，很多非遗传承人为了生存，纷纷跑到旅游景点去卖艺，离开了文化原生地。“这是当前非遗保护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冯骥才委员说。

“中央再有决心，没有人落实是不行的。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当前最重要的是抓落实。同时，为推动落实，应尽快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冯骥才委员呼吁，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积极承担起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责任，为民族多留一些文化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