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引领高中时代的国文先生李幼珍老师上山拜望萧春生老师，那天天朗气清，一派秋凉。屋内宾主对坐，两造欢喜，在杯盏言笑间，夜阑更深，空山寂寂，萧老师兴致甚高，研着墨，笑问客人，欲书何字？李老师遂请以杜甫《江畔独步寻花》。

　　萧老师濡着墨，在围观诸人屏息中，笔落宣纸，提按使转，尽皆精神；于是一气呵成，只见笔酣墨饱，只见老杜那不多见的自在安然，一切历然。

　　捻指间，书成印妥，墨渖朱泥俱新亮；李老师频频称谢，很开心。主客自然又是一番吟吟笑语，也不在话下。隔天放假，萧老师竟日幽栖山间，但屋里那怡怡之气似未散去，他兴致仍好，遂研墨书写，心追手摹，又不知写了几遍几张。但不管如何竭尽心力，又如何抽纸换笔，竟再也写不出一幅《江畔独步寻花》自在安然如昨夜者。

　　不知恰当与否，这回，总让我想起了《兰亭集序》──众所周知，那是暮春时节，三月初三，王羲之因祓禊之事，感兴之际，写成了这“天下第一行书”。事后深觉其好，遂反复书之；然欲求神妙精绝如斯者，却终不可得。同样的，黄庭坚在苏轼那熠耀非常的《寒食帖》后头跋中，也明白言道，“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至于《祭侄文稿》，那更是颜真卿极度悲愤寥乱下的书写之稿，当然万万不可能重现再制。

　　书法之本质，与音乐相通；皆极重直感，皆好坏成毁唯在一机。乐音既出，杳然不可追；书法一笔内完，亦无可增减。音乐和书法，惟在一机，皆难再现，因此，都触及了天人之际。

　　那触及天人之际的“三大行书”，都扣到了相对世界中的绝对；因为绝对，便是唯一，便无以再现。这般游嬉天人，当然得功底深厚，但再怎么真积力久，也只是尽了人力；有人力，还得要有天意，始可成其大，才能扣到那绝对，才可件件是绝响。

　　“佳句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诗如此，书法亦如此。上回，业师林谷芳先生电话商请徐永进先生题写“画禅”二字，徐先生准备了多幅，却都未尽满意；临交件时，却才恍然明白，早先一直将“画禅”误为“话禅”，前此“话禅”诸幅，遂全不可用。但这晌，时间已然紧迫，无暇构思，遂只好一挥而就；这一写，却果然便好，远胜于前。禅宗常说，“悬崖撒手，绝后再苏”；徐先生这一撒手，断了诸多思虑分别之心，故无心，遂成佳作。

　　无心，看似偶然，但其实不尽如此。扣除偶一得之，真要无心，仍有赖平日绵密之功夫，绝非说“无”便能“无”。事实上，中国儒释道三家所有的修行功夫，都一致指向了这“无心”之体证。譬诸打坐，真要坐，既非沈空守寂，更非槁木死灰；那般直坐兀兀，乃系“寂而照、照而寂”，系药山惟岩所说的“思量个不思量”，系抖落凡百不相干者，以证那无心之心。正因此心之寂，故不生分别；又因此心能照，故可直契一如，当下应机，遂见万物历然。

　　临帖，亦是如此。传统书艺，极度看重临帖功夫，这与强调创意的当代艺术，形成了极大反差。临帖，固可观结字、看笔法、赏行气，广纳各碑各帖资粮，藉以锤炼深厚之功底；但根柢说来，临帖之为用，另有更无用之大用，亦即，养书写者之无心；养此无心，则通于修行。

　　一般之人，皆有意、必、固、我；任何书写者，亦必有其执著，有其惯性。临帖，首先就必须摒弃原有的书写习惯，一切归零，如小学生般充满喜气地唯虔唯敬虚心地一笔一画跟着描摹，这最有益于无心之养。无心，可照见万物历然；故临帖真临到了无心之境，便可契入碑帖后头的天心与人意。临帖，若扣到这天心人意，就远非区区之技法层次所能拘限，已然涉及到开阔心量、翻转生命之另一境界，实则骎骎然入道矣。那么，我们才总算明白，琴棋书画文人四艺中，书法缘何位先于绘画？又孔子以六艺教人，为何书艺能列次其间，绘画却不与焉？

　　书者，书写也；书法，原不离日用，可记账、可酬对，或记功、或铭事，本可是信札书简、亦可为草草文稿。正因不离日用，故根本上就是当下应机，不以刻意造作为美。中国文明向来强调以色显空、以体显用，总在日常功用中体现大道；书法原只是寻常日用，却能深湛入道，正因从临帖之锤炼到作品之完成，从基本功到究竟法，都共同指向了这“无心”之境。

　　可惜的是，当代书法因受制商业逻辑，夸大了创新之重要，动辄将创意云云给无限上纲，于是喧宾夺主，日益轻忽临帖这基本功。再者，因西方美学之影响，又因专业主义之盛行，近人书法过度强调表现，又向绘画过度倾斜，重结构、多作意，强调设计的形式美；这虽有视觉的一时之快，但总机心太过。若此，则自起至终，皆日渐悖离了书法“无心”之旨。亦可叹也。

　　现今世人，心疲神蔽者，多矣；“寐也魂交，觉也形开”，或躁或郁，不知凡几；如此诸人，总是离“无心”之境远了些。传统书法，本是“无心”之事，于当代之躁郁，其实最可对治。书法可怡情养性，这说法虽属寻常，却扣到了“无心”此无用之大用。天地无心以成化，人无心而体道，书艺无心则可成其大，不仅作品大，更是生命境界的扩大。有心书艺者，切莫轻忽了这个原点。

　　(作者系台湾作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