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能南禅认为，众生心性与佛性本无差别，人的自心即是佛心.自心即是佛。众生与佛只在一念之差，迷则凡众，悟则为佛，一且悟得本心，便“即心即佛’。所以书法就是凭书法家主体的顿悟，去领会艺术的真谛，就如凭借本心去印证清净真如佛性一样。

古今书法家的概念是有差异的。古代书法家的概念比较宽，除了是书法家，还是其他门类的涉及者或专门家。当代书法家的概念比较窄，既是书法家，只要善书，均可称书法家。千百年前的书法家在我们感觉中如此感性、立体，除了书写的超妙之外，还有其他厚实素养的支撑，以至于十分丰满。仅从宋四家始，许多的大家都具备了一个学人良好的素养，后世称他们为书法家，即便非书法家，又何尝不是其他领域的名家，绝非偏书法一隅而单薄之至。

  当今书家最喜言说为何?不是读书，不是修养，而是技巧。技巧当然需要掌握。技巧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时过境迁，有的已化为陈腐，而新的技巧层出，发挥着新的审美创造作用，更为切人了创作者的内心需求。技巧的多样化是符合发展规律的，随着人的审美视野开拓、人的审美要求的增加，一种再普通运用的技巧也不能表达万千心态的差异，多种技巧的产生就成为必然。而求新求异，生奇生怪，以至于成为嗜技巧者，则难以走在通衙大道上。书法家选择适当的技法，使之为我所用，技尽其用为最佳。其中也就弃其技法的玄虚、悖逆、脱离实际，避免因为炫技而伤于实质。在这个重视视觉效果的书坛上，反而遮蔽了其他方面的接收。张海提到了“资质”，认为:“所谓资质，主要指书家的识见、笔下功夫及各方面的综合素养。”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笔下功夫”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倘若把技巧放大到最大值，漠视了其他的重要成分，书法家就仅是技巧型了，而这是难以成为大家的。

  产生大家、经典要摒弃不实之风。一方面我们认为当代真实意义上的大家、经典并未产生，是需要艰辛地创造条件的。另一方面在书法评论中，“大家”、“大师”又是屡屡可见之报端，何其地草率、泛滥和缺乏价值、意义。这与书坛上批评之软弱是分不开的。评论中雕搜为饰，浮薄相扇，粉泽争高，藻绘沸腾又何其多也。批评的缺位不在于不能为，而在于不为也。这类评说越来越多，也就不能击浊扬清，去伪存真，反而是非混淆、优劣莫辨。从大处讲，是书法评论家缺乏社会的使命感。推而广之，这也是社会现状的一个缩影，使批评锋刃软弱迟钝，使阿诀奉承膨胀。从王羲之等大家的书风中我们尚可寻味其不足，而当今书家之作却都能尽善尽美，说明了书坛极度地缺乏反省之功、反省之自觉，显然不利其发展。从小处上讲，书法家、书法评论家的心态显得脆弱，评论家不敢正视书坛现状而有意规避，书法家也缺乏精神上的承受力，经不起批评。说到底就是缺乏博大的胸怀和良好的心态，以至于只能接受美言，不能畏惧批评。这也是许多拙劣之作面世之后得不到匡正、批评，反而被美化的原因。这样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以至于“大家”、“大师”屡见不鲜。

中国传统书法是伴随着书写实践应运而生的，包含着重大的应用价值。传统的“六艺”之学，礼、乐、射、驭、书、数，书居其一。封建王朝建立书馆，进行习字教学，并使书法成为科吏取士的一条途径，形成悠久深厚的书教传统。

  佛教也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和运用书法的。通俗地说，书法主要就是写字，文字对于佛理的申记与阐扬是极为重要的。学佛即是为了成佛，中国佛教主张挑水担柴，无非妙道，因此不离世间法而修出世道。《华严经》云:“不坏世间相，而成出世法。”《法华经》云:“治世语言资生业等，皆与实相不相违背。”所谓治世语言资生业等，佛教约之“五明”，因此，书法作品的艺术性高低反映了书写者的道行深浅，对书法作品的欣赏，也就里入了对“道”的领悟与体会。

学书也就是悟道、证道的过程。就弘道而言，呈现出书、道并举的局面。从佛教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随着佛法弘布，寺院数量众多而且规模日大，广聚僧居。寺庙中的高僧大德，虽不能“五明”皆通，而从事于“工业明处”中之书法艺术者，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