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是围绕“规则、合规和问责”核心要素而不断演进的建设过程，在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改革深化过程中，除了要建立起制度或规则、程序，还需要提升执行力，加强问责，才能避免文化治理的空洞化和形式化。曾耀农教授新著《从文化管理到文化治理》最近在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试图回答这些疑问，引起读者的深入思考。本书围绕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转有效的城市文化治理体系，运用大数据成果，认真开展文化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研究，深化关键环节的改革创新思考，将更多新思维经过科学论证提升为研究成果，转化为文化软实力，从而适应新常态，实现中国梦。

“治理”一词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出现的频次颇多，成为与改革、市场、政府同等重要的关键词，充分反映了从“管理”国家到“治理”国家思维上的巨大跨越，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可以预见，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治理思维、治理理念的引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目前理论界主要集中在两个关键词和三个系统上。“两个关键词”：即“文化”和“治理”。“三个系统”：即“国家文化公共治理系统、社会文化公共治理系统和文化经营治理系统”。立足于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

文化治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区性。理论界将其作为一种组织的行为和制度，通常分为文化公共治理和文化经营治理。曾耀农教授新著《从文化管理到文化治理》在把握文化治理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对文化治理的体制机制、政策法规、运行模式、组织原则及发展路径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值得文化研究人员、各级文化管理干部及文化企业高管借鉴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