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书法　此时王室权力衰落，列国的 青铜器物增多，器物制作与西周相比，已趋简率。铜器上有铭文的较少,无铭文的很多,铭文一般都很简短。春 秋初期的金文与西周晚期金文很相近，从书法风格上有时难以判断出两者之间的差别，列国间的金文也都相差 不远。春秋末和战国时，齐、晋、秦、楚等国的金文最有特色，并带有地域的色彩。北方的晋国出现了尖头肥 腹的笔形,如《智君子鉴》,很像后世所说的蝌蚪文。南方江淮一带吴、越、蔡、楚等国的文字，有的笔画多加 曲折，或以鸟形和点子作为附加装饰，这种近于图案的 文字，多见于兵器上，应是所谓的鸟书。

郭沫若认为：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 文字本身艺术化或装饰化,是春秋时代末期开始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春秋中晚期 出现了错金工艺,并用于错嵌铭文,传世的《栾书缶》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错金铭文器物。战国时期错金工艺进 一步发展，像《鄂君启节》(见彩图鄂君启节(战国))、《曾侯乙墓编钟》和一些兵器上，都有错金铭文，这些 铭文圆润秀劲、端严华丽，在金文中别具一格。在战国中晚期，器物崇尚素面，错金铭文都铸刻在器物的明显 位置（与商、西周铭文铸在器物腹内不同），起到了装饰作用。春秋战国时，铁的发明和铁器的应用，使青铜 器上出现了刻的铭文。刻铭笔画匀称、劲健，兵器上的刻款字迹草率，也是这一时期金文书法的又一特色。春 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失去了西周时期金文凝重端严、雄奇浑穆的风格，而变得清新秀丽。突出的特征是文字的形 体多为纵式,行笔很长,笔法全用玉箸(粗细划一的线条)，圆润柔和，像《功吴王夫差鉴》、《秦公簋》、《齐陈 曼□》等，已开秦代小篆的前型。

商代的文字多见于甲骨,西周文字多见于青铜器(吉 金),甲骨文、金文都是以附着之物来命名的。而春秋战国时期则不同，文字的记事材料更为丰富，字体也更为 多样，已很难再用文字附着的器物来命名。战国初年的《墨子·非命下》一书说：“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 之盘盂”，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写照。

刻石文字　中国古代刻石文字始于何时，尚待考证。 虽然夏、商、周三代都有刻石传世，但都系后代伪造，如《岣嵝碑》、《坛山刻石》等。目前可信者唯有商代 《小臣系簋》断耳铭文、《妇好墓石磬刻文》。著名的石鼓文的年代，仍有很多争议，现在一般倾向于是战国 时物。此外在河北平山发现的战国刻石《河光刻石》有2行19字,是研究战国刻石书法的珍贵资料。石鼓文是秦 国的石刻文字，内容主要是歌颂田原之美和游猎之盛的四言诗，分别刻在10个鼓形碣石上。石鼓文的字体被认 为是属于籀书系统，是周代金文向秦代小篆过渡的形体。

墨迹　墨迹是研究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春秋、战国 之际的盟书是目前发现最为丰富和完整的墨迹，如《沁阳玉简》即是盟书。1966年在山西侯马，1979年在河南 温县又发现了大量的盟书。盟誓是春秋时盛行的一种政治活动，是诸侯或卿大夫通过盟誓仪式，来缔结具有一 定制约作用的联盟。盟书是用朱色或墨色写在玉片和石片上的，玉石片多呈圭形。盟书上的字，笔画起笔见方， 中肥末锐，笔锋显露，用笔粗细有致，率意自然。这些盟书上的字，与《魏正始三体石经》上的古文、宋代郭 忠恕《□简》一书集录的字体十分相近。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就见到了用类似毛笔描绘出的 图案。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从“聿”的字，聿是手执笔的形象。商代甲骨、玉石和陶片上留下的笔写字迹，都 表明中国很早就有了毛笔。然而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毛笔实物是战国中期在河南信阳、湖南长沙的楚墓中出土 的。长沙左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是用上好的兔箭毛制成。

商、周时人们日常书写应该是用毛笔的。毛笔的弹性能 够表现出线条轻重顿曳的变化，提供了汉字无比丰富的造型，是汉字书写转化为艺术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