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颇具影响的人物，其家风甚严。当年无论公务多么繁忙，他都坚持给子女写信，为他们批给诗文，探讨学业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在曾家，男子“看、读、写、作”缺一不可；女子“食事、衣事、细工、粗工”须样样精通。勤奋、俭朴、求学、务实的家训家风，一直为曾家后人所传承。

徐汇区桃江路8号居住着曾国藩的后人

走进上海徐汇区桃江路，一股浪漫、怀旧的欧式风情扑面而来。这里曾是法租界，道路两旁已有八十多年历史的法国梧桐，笔直参天。在桃江路8号一所古朴的老宅中，居住着中国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曾国藩的后人。

年过七旬的周麒老人，是曾国藩最小的女儿曾纪芬的外甥。曾国藩共有3子5女，可惜3个儿子，长子曾纪弟，一岁便夭折；老二，著名外交家曾纪泽体质也不好，活了51岁；老三曾纪鸿是著名的数学家，年仅34岁就去世了。兄弟姐妹中，只有小女儿曾纪芬最长寿，活到91岁。

虽然周麒是曾国藩的第四代后人，但从他的身上，仍能很强烈地感受到曾家的遗传。走进他的家：已经裂缝掉漆的地板，一米宽的小茶几，陈旧的桌椅，案头至少有几十年历史的台灯，阳台上堆满的书籍和手稿……让人不禁想起了曾国藩的十六字箴言：“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

百年来，曾国藩在治家和教育方面的过人才能，是人人佩服的。青年毛泽东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曾国藩一直要求家人生活俭朴，远离奢华。他在京城时，见到世家子弟一味的奢侈腐化，挥霍无度，便不让子女来京居住。他的原配欧阳夫人一直带领子女住在乡下老家，门外不许挂“相府”、“侯府”的匾。曾国藩要求“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家手无余钱，只能事事躬亲，下厨烧灶、纺纱织布。当时乡里人都说，修善堂（办理乡团事务的地方）客人很多，常常吃饭要摆好几桌，杀一头猪所得的油，只够用3天；而黄金堂（欧阳夫人所住的宅子）杀一只鸡的油，也能用3天，可见她是多么节俭。

除了“俭”，曾国藩对子女家人的另一条要求是“勤”。作为晚清重臣，曾国藩日理万机，但他坚持给子女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探讨学业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他写信给儿子曾纪泽，要他每天起床后，衣服要穿戴整齐，先向伯、叔问安，然后把所有的房子打扫一遍，再坐下来读书，每天要练1000个字。

曾国藩还敦促家人每日坚持学习，并多次为全家拟定严格的学习计划：“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女子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

曾国藩对几个女儿甚至媳妇一点也不含糊，他给每个女眷都写有一份功课单，要求她们必须掌握四项技能，具体内容包括：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线刺绣之类（细工）；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或女鞋或缝衣（粗工）。曾国藩要求她们每日做女红，并且要“验工”：“食事每日验一次，衣事3天验一次，细工5日验一次，粗工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在曾国藩的教导下，曾家的女性中出国留学者有之，取得博士学位者有之，在很多领域作出了贡献，和曾家的男人们相比毫不逊色。

“满女”成夫家掌门人

曾纪芬1852年出生在北京贾家胡同，曾国藩寓所。周麒说：“外婆是曾国藩最小的一个女儿，湖南人称之为‘满女’。曾国藩对家人十分严肃，只有对‘满女’不一样，非常疼爱她。”满女12岁时，曾国藩给她看相，然后很满意地对夫人说：“满女是阿弥陀佛相。”曾国藩看得很准，小女儿果然在几个兄弟姐妹中最为长寿多福。

在教育上曾国藩却一点不放松，“满女”从未享受过贵族小姐的奢侈富贵，穿的衣服也都是姐姐们留下的。有一次全家去南京，曾纪芬穿了一条缀青花边的黄绸裤，还是她去世的嫂嫂的。结果曾国藩看见后，马上教训她太奢侈，曾纪芬连忙去换了一条由嫂嫂留给三姐，之后又转给她的旧裤子。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诫女儿：“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1875年，曾纪芬嫁入湖南衡山聂家。曾国藩规定，每个女儿出嫁，嫁妆不得超过200两银子，同时嫁妆中还有父亲亲手书写的功课单。曾国藩想把女儿培养成一个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而实际上“满女”做得远比父亲所期望的更好。

曾纪芬的丈夫聂缉（gui）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深受曾国藩的影响，先后跟随曾国荃、左宗棠和李翰章（李鸿章的弟弟），埋头苦干，勇于任事。从江苏省一个小官，最后分别在江苏、安徽、浙江三地任巡抚。曾纪芬在其身边，一直用父亲的谨慎为人之道，时时提醒辅佐文夫。

进入民国，聂家移居上海，在聂缉去世后的三十多年里，曾纪芬都是聂家的掌门人。跟父亲一样，她十分关注对子女的教育。聂缉、曾纪芬夫妇共有8个儿子，4个女儿。即使子女长大成人，她仍然随时耳提面命，毫不疏忽。在她的教导下，几个儿子都各有一番作为；女儿们一个个也都嫁入清末民初风云一时的豪门。

台大外文系教授张心漪是曾纪芬的外孙女，台湾前“财政部长”费骅的夫人。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外婆从不穿戴华服，房里也没有任何摆设。一张腰子形的书桌，上面放着圣经、眼镜、镇纸、笔砚。有一个贝壳碟子，里面放几条茉莉花，一张藤椅，上面放个花布靠垫。她每日就在这里读经看报，练习书法……衣服也永远是蓝袄黑裙，缎帽锻鞋，饰物则有一根翡翠扁簪，一颗帽花，一副珠环，一只手表。几乎从无变化。”

外孙女“出走”好莱坞

周麒拿出一张曾纪芬和子女们的合影，照片中的男士都是一袭长衫，女的一律紧身小袄，围绕在曾纪芬左右。但其中却有一个小姐例外，她一身花衣花裙，烫着头发，一脸俏皮的表情。周麒笑道：“这就是我的母亲聂其璧，外婆最小的一个女儿，她绝对是个反传统的现代派。”

“母亲从小在教会学习长大，接受西方教育，她喜欢看戏、看电影、会朋友，有很多社交活动，谁也拦不住。”中学毕业后，聂其璧出落得亭亭玉立，特殊的家庭背景和一口流利的英语，使她结交了很多的外国朋友。

1923年，聂其璧出嫁了，新郎是从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归来的周仁。“父亲是书香世家，他的姐姐是蔡元培先生的夫人。父亲后来开玩笑说，他是被母亲骗了婚。说来也巧，平日花枝招展的母亲，去相亲的那天，穿得异常朴素，给父亲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周仁早年与胡适、竺可桢等著名学者同批留学美国，回国后，担任过上海交大教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兼工程研究所所长等职，是我国著名的冶金专家和陶瓷专家。

聂其璧结婚时，邀请尚在闺阁的宋美龄小姐作傧相，宋美龄特意穿了身漂亮的衣裙出席婚礼，还和新郎、新娘留了影。4年后，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两家陆续断了联系。

聂其璧是个电影迷，非常崇拜美国好莱坞明星。周麒说：“一次，卓别林来上海演出，母亲竟然凑上去给卓别林点烟，照片还被当时的记者刊登出来，家人哭笑不得。”1939年，聂其璧独自去国外游历，她要亲眼看看好莱坞的明星。“那时她已经是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了，父亲忙得不可开交，她还是很洒脱地走了。”

“文革”前，家里一直保存有聂其璧的珍贵照片，“里面有母亲与《乱世佳人》男主角克拉克·盖博、《魂断蓝桥》男主角罗伯特·泰勒，还有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童星秀兰·邓波儿等很多名人的合影，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见到这些人的。”

婚后一直到老年，聂其璧都保持着自己的风格，依旧花枝招展，浓妆艳抹。当年，淮海路上的面包房和咖啡店老板，没有不认识她的，伙计们都亲切地唤她“美国外婆”。从外表看，这位聂小姐给人的印象只会吃喝玩乐，其实不然。曾家的家风家训，早已深深根植于她的内心。

聂其璧和丈夫的性格正好相反，两人能够相互容忍，其间微妙的尺度，聂其璧处理得很好。周麒说：“母亲是那种小事不上心，大事情上头脑极其清楚的人。无论是在处理家庭矛盾，还是面临大灾难时，她总能想出解决的办法。”抗战时，所有国民党政府机关都面临撤退，周仁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也要内迁。火车站里人心惶惶，军人和难民到处都是，工程研究所大量的仪器和资料堆积如山，急得周仁团团转。聂其璧镇定自若，她打了几个电话，得知管事的是法国人，就气定神闲地操着流利的法语“公关”，不一会儿就调来了几节车厢，周围的人都看傻了。

多才多艺的曾外孙

聂其璧秉承了曾家的教育理念，“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抗战中兵荒马乱，她只身随丈夫辗转昆明，留下了两个正在读书的儿子跟学校转移。周麒步行两个多月，才走到四川重庆，一路上历经风险。但聂其璧得知后却说，“这很正常，是你们难得的人生经历和精神财富。”

抗战时期，周麒考入西南联大，后又在清华大学机械系深造，毕业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退休后，周麒随子女，长期居住在美国。闲暇时光，老人喜欢在世界各国游历，品尝美食，并把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写成随笔。他的爱好很多，年轻时喜欢摄影，拍摄的作品获过摄影界的大奖，他自称“仅供娱乐”的油画，也得到过名家的夸赞。

周麒最大的爱好是打桥牌，且牌技高超。改革开放后，他所著的关于桥牌规则的文章，引起了国际桥联协会的关注，《纽约时报》曾全文刊载。他还是世界桥牌比赛的裁判之一。

回到上海，周麒不常出门，偶尔会去一些老牌的私人俱乐部活动，静静地坐在角落，独自欣赏音乐，颇有些老贵族的味道。（文/刘畅）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