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的同龄人，经历了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新中国建立、“文革”动乱直到开放改革新时期的全过程。在他漫长的一生中，虽然冯先生的哲学思想发生了多次变化，但是变中自有不变者在，这就是始终不渝地联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中国文化的前途，围绕着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坚持不懈地上下求索，试图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转化之路。冯先生曾说：“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能适应。”(《三松堂自序·明志》)这段话不仅表述了冯先生个人的心声，同时也具有普遍的意义，代表了生活在现代的一大批中国哲学家的共同的心声。

 

　　关于中西古今文化的矛盾冲突是时代的主题，所有站在时代前列从事思考的哲学家，莫不为这个主题所困扰，普遍抱着“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的心态，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决思路，创建了各种不同的哲学体系，这就使得中国的现代哲学再现了如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那样的辉煌，营造了一种如同《易大传》所说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那样的格局。如果单就“殊途”、“百虑”的一面而言，各家之间相互攻驳，争论不休，一部现代中国哲学史可以说是由一系列的论战所构成的斗争史。冯先生的新理学的体系，由于个性鲜明，思路独特，往往被卷入到斗争的中心，褒贬不一，赞扬者有之，谴责者亦有之，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也最有争议的一位哲学家。但是，如果我们撇开由历史的偶然因素所形成的学派偏见，站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复杂进路和坎坷历程的宏观角度，着眼于其“一致”和“同归”的一面，就可以看出，冯先生和其他各位同时代的哲学大师一样，他们所探索的主题以及所研究的对象是共同的，所以虽“百虑”而“一致”；他们都有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无限关怀祖国的命运和文化的重建，所追求的目标是相通的，所以虽“殊途”而“同归”。据此而言，一部现代中国哲学史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各种学派和各种思潮互争雄长的斗争史，而应该看成是围绕着共同的时代主题进行探索的历史，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互动互补、和而不同的丰富多彩、仪态万千的面貌。

 

　　冯先生的哲学体系作为多元中的一元，因而也就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和不可取代的地位。当我们立足于这种宏观的历史背景来重新研究冯先生的哲学著作，可以发现，冯先生毕生辛勤的探索从来没有脱离时代的主题，其所凝结的探索成果贯穿了一条独特的一以贯之的思路，显示了理性的洞见和深邃的智慧，直到今天仍未丧失现实的意义，给后人以启迪。

 

一、“贞下起元”、“旧邦新命”———冯先生哲学探索的根本关怀

 

　　在《新原人·自序》中，冯先生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全，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这四部书后来加上《新原道》、《新知言》，总名之曰《贞元之际所著书》。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先生解释说：“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这种发自肺腑的真诚的表白，说明冯先生的哲学探索，并非是躲在象牙塔里从事概念的游戏，为了建构一种玄虚的纯哲学体系以自娱，而是服务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崇高目标，表现了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广阔的胸怀。

 

　　当时冯先生以清醒的理性分析了中日战争的性质，指出日本是工业国，中国是农业国，日本业已完成了向现代的转化，中国则仍然处于前现代的半殖民地的地位，日本成为东亚的城里人，中国成为东亚的乡下人，为了压制中国，叫中国永远当乡下人，所以日本必须派大量军队来侵略中国，这就是中日冲突的根本原因，而冲突的性质也就是工业国与农业国、现代与前现代之争。冯先生认为，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唯一可行的路就是摆脱落后的状态，迅速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进行现代化的建设。这是中国进步的一个必经的阶段，一个必过的关。知其是必过的关，则即非往前闯不可。闯过也要闯，闯不过也要闯。因此，冯先生提出了“且战且走”的口号，主张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弘扬中国文化与“斗争的精神”异曲同工的“无逸”的精神。冯先生指出，中华民族四千年的生存，就是靠这种精神维持的，以这种精神作为强大的精神力和道德力，再加上现代的知识、技术和工业的补充，加速现代化的进程，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也一定会复兴。在《新事论·赞中华》中，冯先生满怀信心地指出：“真正底‘中国人’已造成过去底伟大底中国。这些‘中国人’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有过无不及。这是我们所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底。”这种完全以国家民族为念的根本关怀和坚定乐观的信念，是推动冯先生从事哲学探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也构成了《贞元之际所著书》的总的基调。

 

　　50年代以后，经历了“文革”前的批判和“文革”中的折腾，到了晚年，冯先生仍然是未改初衷，矢志不移，抱着这种根本关怀和乐观信念从事《新编》的写作。在《三松堂自序·明志》中，冯先生说：“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国家。这就坚强了我的‘旧邦新命’的信心。新旧结合，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实现的。”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冯先生哲学思想的评论，多半侧重于意识形态的批判或者纯哲学理论的逻辑分析，不大重视冯先生的根本关怀所在，模糊淡化冯先生“贞下起元”、“旧邦新命”的哲学抱负，这就免不了会产生许多不尽不实的误解。为了对冯先生所创造的哲学业绩求得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对冯先生在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进程中作出合理的定位，有必要特别强调冯先生毕生追求的目标和探索的重点。这是我们重新研究冯先生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